追忆“反腐斗士”杨维骏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21-04-19 18: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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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98岁的“反腐斗士”杨维骏逝世,他曾实名举报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等多名高官涉腐,被誉为“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的实名举报者”

文 王丽娜 | 编辑 鲁伟

6月12日,昆明跑马山殡仪馆霞飞厅,98岁的“反腐斗士”杨维骏躺在灵柩里,面容庄重祥和。

这一刻,杨维骏才真正属于他的至亲好友。悼念厅里回荡着京剧唱段,京剧是杨维骏的一大爱好,他曾自述京剧多“扬正去邪,颂善斥恶”。

悼念厅大堂中央是杨维骏的遗像,两侧挂有挽联:“克己奉公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一生正气”,横批是“一生荆棘志不衰”。

2020年6月9日18时3分,杨维骏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杨维骏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形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杨维骏曾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副主席。退休后,他因“反腐斗士”之名和带领村民“公车上访”闻名。

90多岁高龄时,杨维骏曾亲赴中央纪委信访室,举报云南发生的多起强征耕地和背后官商勾结的贪腐问题。他也因此被评价为:“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的实名举报者”。

在6月12日的小型追悼会上,杨维骏的遗孀、儿女、孙辈、生前挚友一一致悼词。杨维骏的女儿杨多奇追思父亲时提到:父亲在弥留之际曾问她一个问题——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杨多奇追忆和父亲促膝谈心的时光。两人曾谈到老子、孔子、黑格尔、尼采等哲学家。杨多奇在悼词中说:“您经常对我说人要回答: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您用一生回答了这个哲学命题。正如诗人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而您就是永远活着的这个人。”

实名举报高官背后

悼念厅门口,贴着一副挽联——国有柱臣巨奸白倒,盟存血性大纛公擎。这是杨维骏的反腐贡献之一。

挽联中的“白”,指的是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2014年8月,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调查,2016年10月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获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白恩培的事情,杨老反映了很久。”杨维骏身边的知情人士郑清(化名)感叹其间的艰难。

杨维骏反映的问题之一涉及云南省兰坪铅锌矿被贱卖。兰坪铅锌矿是亚洲最大铅锌矿,曾被估值5000亿元。2008年杨维骏得到线索称,在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的主持下,兰坪铅锌矿被四川私人老板刘氏以低价控股近六成。

郑清回忆,杨维骏对此很愤慨,他认为这是重大国有资产流失,“以后拿什么留给云南的子孙后代?”杨维骏的反映材料里,多次提到兰坪铅锌矿被贱卖。

2011年,白恩培卸任云南省委书记,由秦光荣接替。杨维骏亦对秦光荣反映此事,但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下文。杨维骏对郑清说,“他(秦光荣)在给我打太极”。杨维骏决定直接去秦光荣的家里反映有关问题。

郑清告诉《财经》记者,杨维骏几次傍晚时前往秦光荣的住处等候,都等不到人,便改成早上去堵秦光荣。当时正值云南秋冬季节,早上6点天还没完全亮,杨维骏就已守在秦光荣家门口。“等到六点一刻,有人给秦光荣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对方说秦书记刚起来。杨维骏听到后,上前就去摁门铃,秦光荣穿着睡衣,披了一件外套下来见他。”当天,杨维骏与秦光荣共进早餐。秦光荣表示,白恩培和仇和(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是中管干部,他不便过问,但发生在云南的事情可以查一查。但此后,不了了之。

当时,退休多年的杨维骏在云南官场处境微妙。他对郑清说自己被称为“刺头”,每次开会提出不同意见的总是他,官场人士多不愿与他往来。白恩培2001年调任云南省委书记,主张“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杨维骏认为云南发展应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多次劝谏未果,最后连每年的老干部会议都不再请他参会。2007年,仇和调任云南,也大搞城市扩张,强力推进城中村改造。很多失地农民、被拆迁户找到杨维骏反映问题,杨为此四处奔走呼吁。

在云南“突围”困难,杨维骏想尽办法。2013年4月,杨维骏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举报信,被公布在网络上,举报信直指兰坪铅锌矿被贱卖在内的云南六大问题,建议中央深查是否有官商勾结牟取暴利。2013年夏天,杨维骏到北京看病时,亲自到中纪委举报,被评价为“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的实名举报者”。

2015年3月,杨维骏在家中告诉《财经》记者,举报信公开后,网络上有人替白恩培等人说话,在网上攻击他。举报信还提到违法征用耕地毁坏基本农田,因秦光荣曾力推“古滇王国”等项目,秦光荣让有关人员质问杨维骏:“为什么在网上晒出来?”2013年夏天杨维骏去北京看病时,云南方面还安排专人陪同。“我偷偷找朋友借车子去了中纪委,回来后他们(云南方面)特别紧张。”

2013年10月,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五巡视组进驻云南省开展巡视工作。云南反腐“打虎”开启。2014年8月,白恩培接受调查;2015年3月,仇和接受调查;2019年5月,秦光荣主动投案接受调查。

曾担心“油尽灯枯”

白恩培等官员落马后,杨维骏作为“反腐斗士”愈加知名,在晚年的高光时刻里,找他求助的人更多了。

郑清坦承,其实那几年(反腐有结果前)杨老“太难了”,当时就是“单枪匹马”。那时杨维骏还保持每天游泳的习惯,每天早上游600米并计速。杨维骏提出两人每天一起去游泳,“他担心有人害他。那时,已经有官员在酒桌上放话,要让他永远闭嘴”。

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暗示潜在的危险。郑清回忆,有一次,有人于傍晚时分在他家门口放了一封信,信封背面画了一个骷髅头,信封里装了几颗子弹。还有一次更诡异,一个女人冒充杨维骏的女儿,来到小区值班室告知回家看望家人,还告知杨家住几栋几号。女人敲门后,冲着杨维骏喊了一些人身威胁的话。“门卫把她送到派出所,后来听说这女人是个疯子,精神有问题。他碰到的牛鬼蛇神太多,他做的那些事,牵涉的利益太大。”杨维骏乘车外出,甚至有时会有车辆在后面尾随。

2012年3月,杨维骏90周岁生日。与亲友在外面过完生日,当天回家后,杨维骏有点感慨,对郑清说,“人活到90岁不容易,我还担着那么多事儿,有几件事情可以两年就好(解决)的。”

亲友劝杨维骏注意身体,否则万一他不在了,这些事情才刚开头就要石沉大海。杨维骏也清楚这些道理,他对郑清提到,也怕自己“油尽灯枯”。当时杨维骏已是耋耄之年的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也不太好,每次前往北京携带的简单行李中,有一个箱子塞满了药品。“有一次,他在北京待了一个月,一直住在宾馆里。”

郑清告诉《财经》记者,“这就像打擂台,都是他(杨维骏)在打,在明处进攻。”那几年反映问题不顺,有的事情一点眉目没有。兰坪铅锌矿的线索还一度中断,杨维骏后来也很难了解更多进展,他担忧这些人的利益太难撼动。

2013年后,郑清发现杨维骏的“笑脸少了”,看反映材料时“眉头越来越皱”。有一段时间,杨维骏还想到,联合离退休的老干部们,在他反映的问题上联署签名。他向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提出这个建议,但应者廖廖,“只有一个人表示如果情况属实可以联名支持”。

因四处举报腐败和反映不公、不平之事,杨维骏处境艰难。郑清表示,有人“妖魔化”杨维骏,说他一天到晚整“黑材料”,还有人说杨维骏是“疯狗”,见谁都咬。“他听说后,也不生气,还说那些人是黔驴技穷,靠骂他出气。”反而,杨维骏“总体上心存乐观”,他认为这些腐败、官商勾结和不公之事,早晚会清除,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为“不平之事”竭力呼吁

追悼会这天,昆明晴空朗日。

悼念厅和火化车间外,自发而来的人在外等候,他们拿着自己打印的杨维骏遗像,一些挽联上写着“退而不休为民维权”。

朱冬梅是从云南玉溪赶来的。她6月12日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太早还没有公共汽车乘坐,她和几位村民叫了一辆网约车,花费420元赶到殡仪馆。她说,这几年经济状况不好,已经很少来昆明,“但这次想着一定要送别一下杨老”。

2010年,退休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乘坐专配公车,为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进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这便是引起广泛关注的“公车上访”事件,此事被媒体报道后,不少失地农民和自称遇到冤屈、不公者找到杨维骏求助,朱冬梅就是其中之一。

朱冬梅辗转获得杨维骏家的电话,她和几个村民找到杨家住的金牛小区。小区门口有值守,她给杨维骏打完电话后便在小区外等候。“杨老从家里到值班室找我们,没找到就回去了。等我们又打电话,他再次从家里走出来找我们。他就像家里的老人一样和蔼可亲。”

朱冬梅当时因农村的宅基地权益问题四处维权。她告诉《财经》记者,杨维骏了解情况后,叮嘱她们要依法维权。后来她的案子开庭,杨维骏通知一些村民到场旁听。“开庭那天,我一看下面坐满了人,都是来支持我的。”

从宣威赶来的农民陈辉(化名),也曾求助杨维骏。在杨维骏火化前,他排队进去用“跪祖宗”的方式祭拜杨维骏。56岁的陈辉,因维权和反映不公,头上曾中刀伤,向《财经》记者提起杨维骏时,他多次哽咽。

陈辉回忆,2003年当地强征,他和一些农民失去耕地,为此四处反映情况。2010年,通过曾受助于杨维骏帮助的人士介绍,他作为村民代表之一见到杨维骏。“杨老听说后,亲自到宣威调查,批评宣威有关领导违法征地。”但这些年来,他们的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前前后后他和杨维骏见面30多次,杨维骏劝他们“不要因为看似没有希望就放弃”,并一条条帮助他们修改反映材料。

对杨维骏心存感激,陈辉他们想表达谢意。有一次看望杨维骏,陈辉从家里带来一篮土鸡蛋,悄悄藏在杨家门后。去车站的路上,陈辉接到杨维骏的电话,“鸡蛋是不是你们的,现在回来拿走,要是不拿走,你们的事我就不管了。电话里听起来他很生气,我们就又返回去拿鸡蛋。”陈辉说。

前几年杨维骏身体尚可,坐车跑遍了昆明市区和近郊。远一点的地方因当天不能往返,服药不便,身边人劝他尽量不要去。郑清记得,“到了吃饭时,地方政府有关人员和村民都请他吃饭,谁请他都不去,让驾驶员随便找个地方填饱肚子。”

对自己不明白的问题,杨维骏会请教法律工作人士,有一些问题,他会对来访求助的人强调依法维权,“他说,有一些事情在矛盾激化前可以先调解,不要扩大矛盾,不同的矛盾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不是任何事情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反腐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面对强征土地、强拆民房的事情,杨维骏看不惯。2012年,昆明五华区一个城中村面临拆迁。一天夜里凌晨1点多,杨维骏给郑清打电话,说村里发生了强拆,要亲自去现场看一下。郑清以天黑太混乱“保护不了他的安全”为由,才把杨维骏劝住。“他说,那好不去了,我亲自报警。”过了约半个小时,杨维骏又打电话让郑清再报一次警。到了第二天早上5点多,杨维骏又给郑清打电话,表示他要赶快去现场。

郑清说,此事发生不久,负责这个城中村开发的商人来到杨维骏家中,美其名曰看望他,实际上是谈条件。对方说他们盖的房子不错,那边空气好适合疗养,不会发生强拆等,还带来一个黑皮箱。杨维骏听完就说送客,东西带走。

“不为人民活着有啥意思?”

故交杨靖华,前几年才知道杨维骏帮助农民四处维权。

现年89岁的杨靖华是一名老军医,是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杨靖华告诉《财经》记者,一次一个农民头部受伤住进医院,杨维骏打电话给他。“他把我叫去给人看病。我才知道他在做的事情,那时候我已经给他过了90岁生日,就劝他年事已高,不要管太多事情。他就说,你学了那么久共产主义,你有得没得良心。”

杨维骏与杨靖华相识于1949年3月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之时。当年杨靖华在农校念职高,学杂费从4块银元涨到8块银元,学生无力承受闹学潮。杨靖华是学生代表之一,因此被当做异己分子追查。通过介绍,他找到杨维骏,当时27岁的杨维骏已加入中共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不久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杨维骏在学生时代曾任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杨靖华回忆,1949年3月,杨维骏先后介绍三批进步学生约110人,到游击队去。“当时离开昆明很困难,杨维骏就以烤烟队、采矿队等名义,找汽车把我们送走。走前我们都住在杨维骏的家里,不仅管住,他还每天给每人半块银元,足够吃了。”随后,杨靖华作为联络员,居间联络杨维骏和滇桂黔边纵,当时的口号是“方方(建国前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介绍,杨维骏带来。”

新中国建立后,18岁的杨靖华回到昆明,与杨维骏共事,成为民盟云南省支部的组织干事。“大概享受400来斤小米津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杨维骏又鼓励我读书。”杨维骏找来大学同学给杨靖华补课,后者成功考上云南大学。

杨靖华逐渐得知,杨维骏的父亲杨蓁,考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高级参谋,后被军阀杀害,杨维骏跟母亲从上海来到云南,是从家仇国恨里长大的进步青年。1946年李公仆被害后,闻一多在昆明公开发表演讲,“很多特务来闹事,杨维骏是会场的护卫队长,因此被特务打伤了腰,后来还被追杀。杨维骏家世不错,但他追求进步和真理,一生颠沛但初衷不改”。

后来杨靖华成为医生,离开昆明后又回到昆明工作、定居。杨维骏退休后,两人才往来频密,因杨靖华的父亲也是维字辈,杨维骏把他当成亲人看待。“他年纪大了,我是医生经常关照他,一两个月就去看他一次。”杨维骏曾担任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小组组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两人曾经交流的话题都与文史研究有关,但这十余年来,杨维骏的聊天主题变成反腐和征地拆迁的事情。“从2010年昆明市福海社区拆迁起,越来越多村民找到他,他一发不可收拾,早出晚归调查,了解情况,搞得他特别忙和累,住院的次数也多起来。我都挺可怜他。”

在内心里,杨靖华深知杨维骏敢于直言和追求真理,他也不便多加劝说。杨维骏曾跟他讲过一个故事。在一次有关云南护国运动的研讨会上,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蔡锷领导了护国运动。杨维骏却说,当时蔡锷才刚到云南几天,是唐继尧起到了关键作用,“蔡锷的后人就在旁边坐着,他也不管不顾”。杨维骏的博客就起名“直言”,专门反映土地被占、拆迁等不公,最后一篇文章发布于2020年6月5日,在他去世前4天。

这几年,杨靖华有时提醒杨维骏注意身体,多活几年。“他说我活一天算一天,不为人民活着有啥意思?”

媒体人梁鸿兴曾在昆明工作多年,前几年与杨维骏多有接触,见证杨维骏四处反映问题的艰难。梁鸿兴回忆起有一次去探望杨维骏,恰逢杨的女儿杨多奇在场。“她说现在理解了父亲,老人已经90多岁,活着就是为一口气,就是为了为民请命,不让他做这些事,他活着的这口气就没了。”

“光环”之外的普通老人

时光不停,杨维骏越来越老了。

在金牛小区外经营打印店的张琴(化名),得知杨维骏去世的消息后感叹:“他是个好人。”

前几年,杨维骏经常去张琴的打印店。杨维骏总穿那件红色格纹睡衣,拿着手写的纸张,让店员帮他照着打印出来,打印时他就在一边坐着等,很少说话。来了几次后,他让张琴给他在店里的电脑上建一个文件夹。“他说他叫杨维骏”,张琴才知道他的名字,好奇搜了一下,得知他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张琴告诉《财经》记者,有几年杨维骏频繁光顾打印店,有时候两三天一次。开始有司机开车陪他来,后来他经常一个人来,“走路很慢,一步一步挪的。打印店门前有个小坡,他上不来,我就去搀他”。这两年,杨维骏来的渐少,有几次还是保姆用轮椅推着他。

衰老日益明显,杨维骏的游泳次数也越来越少。90岁过后,每天游泳从600米减到400米,再后来是每周游几次,这几年游泳停下了。杨维骏的右眼视力也变得很差。郑清记得,“公车上访”之初,他下午还有专门时间看书,后来反映问题的材料太多,“他看的速度没有送来的快。有时一次送来的材料,就三四百页。他看得认真,还要修改,基本上每次没有修改的就是村民联名那一页”。

晚上,一般属于杨维骏的休闲时刻。他喜欢看新闻节目、时政评论节目,还喜欢看抗日电视剧。郑清告诉《财经》记者,因有些电视剧不太真实,“我就问他怎么喜欢看这些,他说晚上看这个放松一下,‘劳逸结合,否则不能长久’”。

与杨维骏接触越久,郑清发现,“光环”之外杨维骏也是一个普通、正常的人,有生病时儿女不在身边的偶尔落寞,也有自己的生活小习惯,比如喝水加冰块,冬季也是如此。杨维骏告诉郑清,喝水加冰块是从小的一个习惯,再一个可以让他“保持清醒”。

郑清还感受到杨维骏的健谈和好奇。杨维骏关注国内政治、经济话题和国际局势。郑清曾在国外工作过,杨维骏有空时会跟他探讨国外的一些改革、公务员制度、农民土地问题,还跟他探讨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等垄断形式,以及诸如日本明治维新为何成功、面临的阻力、民间的态度等话题。“他的思维很开放、很发散,一点不保守。”

杨维骏退休后,曾经赴美探亲。杨维骏告诉郑清,有一次去美国,他想拜访洛克菲勒家族。“他觉得这个家族能几次在金融危机中度过,没有倒下,很好奇。但最终没有见到。”在杨维骏身边密切接触几年,郑清评价杨维骏,“独一份,没有这样的老领导”。

谈起杨维骏,故友杨靖华表示,“他虽然内心很充实,但一直是孤立无援的。只有我们少数人可以理解他。”这些年,杨维骏90岁之后的生日,杨靖华都张罗组织老友聚会,开始有十来人参加,后来是八九人、三四人,最后就剩下他自己,故交旧友一个个老去离世。

杨维骏的最后一个生日,杨靖华打电话给他,但杨维骏说有新冠疫情先别见面了。后来,杨维骏着凉引发肺炎,病情发展迅速,住进ICU病房,他想看也看不成了。

在杨维骏的追悼会上,面对曾经的挚友、老师,杨靖华三鞠躬,其后长久无言。他告诉《财经》记者,杨维骏的一个未完心愿是出版他写好的书稿,“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力帮他出版”。

杨维骏在一部自传文稿中曾写道,“谁奉迎那个宗派小圈子就可得升重用,官运亨通,谁坚持原则,不同流合污,谁的日子就不好过。”“故而随波逐流者日多。宦海沉浮自古常见,逐名逐利不耻于人,则人生又有何意义。”有感于此,他赋诗一首——冬去春来往又还,沉浮世上哪能完;人生百岁如弹指,轻看逐流心自恬。

编辑: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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