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时期，罗马尼亚曾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相较于捷克、波兰和匈牙利，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公开的反抗运动，也没有出现过大量异见者，更不用说从中产生深刻的思想。

　　罗马尼亚的历史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欧许多国家。近代缺乏民主主义传统，东正教的顺从原则也从不鼓励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1975年，东西方签署赫尔辛基协议后，罗马尼亚信奉天主教的匈牙利裔人曾发起短暂的人权运动，多数罗马尼亚人却无动于衷，对于赫尔辛基协议，他们只看到其承诺了移民的权利。在他们心里，独裁政权符合东正教的家长式统治。

　　强大的秘密警察系统镇压了任何潜在的反抗，1964年的大赦政治犯表明，政权已经不需要用恐怖手段来维稳，而可以采用无所不在的监视技术。那些好惹事的知识分子会立即被挑选出来，把他们的公共批评变成是出于个人不满，并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通过卓有效率的压制和收编政策，政权得以使多数人长期忍耐服从。

　　在罗马尼亚人看来，如果苏联式制度不是最美好的世界，罗马尼亚至少是最不坏的国家。官方的民族主义政策使政权获得合法性，自1958年苏联军队撤离后，罗马尼亚一直都维护了民族独立，同时又能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1968年华约军事干涉捷克，罗马尼亚政府公开谴责了这一入侵。尽管齐奥塞斯库的国内政策与捷克改革者全然不同，他仍然获得了大多数罗马尼亚人的支持。

　　尽管如此，仍然出现了少数自由思想者，由于无法实行萨米亚特，他们只能选择塔米亚特方式。塔米亚特（tamizdat）是一个俄语词，意即作品在国外出版并传回国内。但在冷战背景下，西方媒体赞扬齐奥塞斯库的外交政策，在他们看来，罗马尼亚没有异见者，齐奥塞斯库本人就是苏联阵营的异见者。相当长的时间里，外界不知道罗马尼亚异见者的存在，也无人帮助把他们的著述带出国。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实现财政独立，政府宣布要付清全部外债，结果导致了经济危机；为了抵制西方思想，政府试图通过宣扬本土价值，结果导致了文化专制。随着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改革，这一政策使罗马尼亚进一步与东西方都隔绝开来，成为东欧最僵化的国家。

　　当时在雅西市的大学中心，有一份为大学生办的《对话》杂志，其中的文章常常发出与当局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声音。1983年5月，杂志发表一位编辑的通信，对当局宣称发现了罗马尼亚人的色雷斯血统进行了嘲笑，结果所有编辑都遭到开除。

　　此后，这批年轻人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塔米亚特进行公开反抗，信的作者佩特雷斯库在出国旅游时与巴黎一家媒体建立了联系，接着又在1987年布拉索夫市的罢工中主动接受这家媒体的采访。这次罢工是第一次对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公开反抗，访谈内容发表在巴黎一家杂志上，题为《齐奥塞斯库并非唯一该谴责的人》，其中谈到罗马尼亚无所不在的罪行、势在必行的道德重生、工人与知识分子建立联盟的必要性。这使得西方主流第一次开始关注罗马尼亚的真实状况和异见者的存在。

　　访谈题目表明了他最重要的观点，造成罗马尼亚灾难现状的不是齐奥塞斯库，而是造就他的制度，因此寄望于体制内改革没有结果。此后，佩特雷斯库又写了大量文章，在家里用打字机打出，然后通过塔米亚特形式传回国内。在一篇题为《论恶的结构》的文章中，他进一步阐述了那次访谈的观点：恶的主要源头是制度。

　　尽管有人认为，独裁政权能够延续仅仅是由于它成功地扼杀了社会创造性，但佩特雷斯库却认为，这个政权的存在是由于人民的服从与合作。就像捷克的哈维尔在其文章中提到的蔬菜水果商，大多数人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当局提出的“社会条约”。

　　佩特雷斯库的文章深刻分析了日常生活的本质，许多罗马尼亚人认为，社会已经分成两种类型，一种人是秘密警察的雇员和合作者，一种人是他们的被害者。但在他和他的伙伴看来，当代罗马尼亚之所以史无前例，不是由于齐奥塞斯库所宣称的光辉成就，而是由于这个政权将罗马尼亚人变成了一个自我憎厌的人民，使他们无法像捷克、波兰和匈牙利那样，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