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层峦叠嶂却并不险峻的伯克希尔山（Berkshires Mountains），到达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斯托克桥（Stockbridge），在一片田园风光间，地缘政治的喧嚣和动荡都被滤去。一条窄而短的小径，缓缓上斜，正对着卡普兰的书房，这位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个思想家之一的地缘政治学者，就在这里解读世局的错综复杂。

8月11日午时刚过，卡普兰书房的扩建工程继续进行。对一周平均在网上订购三本书，誓言不用电子阅读器的卡普兰而言，他以历史为主线的阅读需求早已无法限制于一间书房。他的写作速度也让人惊讶，从《巴尔干半岛的幽灵：历史之旅》、《地理的报复》、《东进鞑靼大地》、《帝国最前线》、《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打破冷战后的梦想》等，到最近出版的《亚洲熔炉：南海和太平洋稳定局势的终结》， 他出版的多部地缘政治和外交关系著作，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形成了不同视角的补充。

卡普兰是记者出身，这一职业背景赋予他清晰而尖锐的判断力，他的书则在地缘政治理论中贯穿着精彩的历史叙事。在提及南海的地缘特质时，卡普兰这样落笔：南海对于中国，就如同加勒比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美国的意义。

不过，在斯托克桥的邻居们则鲜有机会听卡普兰谈论世事格局，他只是在写作间隙散步到镇上，短暂停留后又回到他的书房。如果邻居们印象深刻的是卡普兰对不同国家的政治人物如数家珍，那么对外交家和从政者及学者而言，卡普兰的地缘政治视角价值在于，他的观点不但独到，还有决策的实际参考价值。这一点的实证是，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位总统的决策都受到卡普兰的影响。《华盛顿邮报》这样写道，卡普兰影响了“布什的世界观”。

2000年，卡普兰的《乱世将临：打碎后冷战时代的美梦》一书出版，这被认为是他悲观主义预言的代表作。14年之后，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他对未来的预言却并不悲观。卡普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挤、紧张、激烈而尖锐的世界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会爆发。而如果中国能够经济转型成功，那么中国将成为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大国，从而形成一个两极世界。

帝国的弱化和崩溃

苏联解体后，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在世界各地实行帝国式的统治。美国军事开支在不断缩减，现在的美国总统希望尽可能少地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这不仅与奥巴马的性格有关，实质上是一场历史性的转变正在发生

《财经》：从乌克兰到加沙地带、到伊拉克，地区性的危机充斥着新闻版面，而一个月以前的南海纷争才刚有缓和。我们该怎样解读这些冲突？地缘政治的现有秩序在经历怎样的转向？

卡普兰：这涉及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从大的宏观层面来说，整个20世纪的脉络就是帝国统治的崩溃。纵观世界历史长河，人类大多时候是由帝国统治的。不同种族的人民被历代王朝统治，这在中国、俄罗斯或欧洲的历史中都有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帝国纷纷崩溃，整个世界或多或少分成美苏两大阵营，“帝国”这个词随后遭到唾弃。它们否认曾经是帝国，但除了名字没有“帝国”的字眼，它们里里外外怎么看都是帝国的样子。

苏联解体后，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在世界各地实行帝国式的统治。美国军事开支在不断缩减，现在的美国总统希望尽可能少地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这不仅与奥巴马的性格有关，实质上是一场历史性的转变正在发生。

《财经》：今天的区域动荡是帝国弱化和崩溃的结果？

卡普兰：当帝国的统治在全球变得越来越弱时，你不能指望170个国家一下子都能正常稳定运行。随之出现很多不稳定因素和不稳定地区。一些国家变得非常成功，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混乱。在帝国统治时代，如当年英国和荷兰以中国南海为界划分地盘时，抑或是400年前中国称雄时，不存在边界界定或领土归属方面的争议，这些在帝国统治时代都是不容质疑的。但随着帝国的倒下，这些问题都立即浮出水面——国家间该如何划分领土、界定国界？

当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在内的区域时，没人会在意你是库尔德人、逊尼派或是什叶派，大家都是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坦布尔统治者的子民。但一旦统治者倒台，奥斯曼帝国崩溃，然后就有了欧洲各帝国。在欧洲帝国崩溃后，这个问题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哪些领地是什叶派的，哪些是逊尼派的，哪些是库尔德人的？因此，在更大的层面上讲，这是帝国变弱和崩溃所产生的问题。

帝国弱化和崩溃所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各国的国情大相径庭，错综复杂。

在美国，在任总统总是对上一任总统进行纠错。若上一任总统的行为太过了，在任总统会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了，其结果往往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新的问题和新的不稳定因素。

在亚洲，30年前越南被内战搞得四分五裂。马来西亚曾经叫马来亚，也因内战而分崩离析。日本则在“二战”中遭到重创，并大体上走上了和平主义的道路。中国则经历了满清王朝的崩溃、军阀混战，最后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后者实行全面控制、建立秩序。各国都在关注内部问题，甚至邓小平的发展经济也是着眼国内，对外要韬光养晦。但如今，处于和平状态的越南和马来西亚都在增强海军力量。在“二战”全面爆发75周年后，日本已不再是和平主义国家，在某种形式上回归到了民族主义。中国在向外扩张。这些因素合力导致了海上的紧张局势。

在中东，奥斯曼帝国倒塌后，英法殖民体系也瓦解了，后殖民时期的极权独裁者也倒台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稳定的民主，聚而代之的是各种形式的混乱。因此，中东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更多的麻烦。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俄罗斯、伊拉克还是叙利亚，极端极权主义政权统治数十年后，无论是斯大林、萨达姆，或是哈夫·阿萨德——哈夫·阿萨德比他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即使这些政权烟消云散，它们造成的问题则会遗留数十年。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未来，会陷入经年混乱的泥沼，因为它们的社会已破裂成粉状。在由谁统治以及应如何统治的问题上，他们没有达成一致。

《财经》：实际上苏联解体后，我们有了更加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各种有效运行的多边机构以及美国这个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的角色。这些特征是否抵消了基于地缘因素的不平等？在这些非地理因素中，哪些会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卡普兰：先来说美国，看看它的内部属性。现在华盛顿的党派纷争令人难以置信，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分化。尽管存在各种政治分歧和经济挑战，但美国的形势比欧洲要强，比俄罗斯和中国更好。此外，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在美国是没有的。美国国内存有族裔间的紧张，但不能与极端维吾尔人或类似少数民族暴恐分子相提并论。大国的力量都是相对而言的，美国是处于强势地位。

美国有丰富的能源储备，水、矿物质以及页岩气、石油等能源储备庞大。美国的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是能源储备丰富。因此，美国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有利，尤其考虑到墨西哥日益自由开放，使美国得州的企业可在墨西哥石油工业投资。这一地缘政治有极其显著的重要性，但却被媒体忽略。

所以美国是强大的，但不能仅因为它的强大，而推断美国会干预他国事务来解决当地问题。它不会动不动就出兵伊拉克或叙利亚。中东地区出现天大的事可能美国才会出兵。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出兵能有什么用。中东地区的最大问题，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会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政权哪个会存续得更久？美国当然希望沙特阿拉伯的政权继续延续，但可能不会如愿以偿。沙特阿拉伯政权在根本上是不稳定的。如果沙特阿拉伯政权以某种方式瓦解，美国有可能会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油田或类似性质的资源。

沙特阿拉伯的地下水水源已越来越少，人口却与日俱增。王室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权力集中，因王室后裔已经以数百计，权力金字塔也会日益扁平化。所以沙特阿拉伯的未来不会稳定，且它的存在比伊朗更具人为因素。伊朗的存在并不牵强，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个真正的国家，波斯帝国总以某种形式存在。伊朗基本上是稳定而令人生畏的国家。虽然美国官员不会明说，但我认为美国希望与伊朗谈判成功，不过并不主要是因为核问题，而是为了与伊朗达成更广泛的接触。

地缘力量此消彼长

墨西哥如何发展，将比在世界上其他作用力对美国国内现实的影响都大。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走向，它将影响到全世界。而俄罗斯则可能出现更加反西方、更独裁的政权，也更加不稳定、实力更弱

《财经》：你曾在书中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作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大国，应如何准备好从历史上退出，尤其在这个退出被延长后，如何做到优雅从容？你认为有三大趋势能让这种退出成为可能：中东的混乱、中国崛起以及墨西哥的潜在解体可能。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卡普兰：是的，我认为墨西哥对美国尤为重要。墨西哥如何发展，将比在世界上其他作用力、任何美国境外的因素对美国国内现实的影响都要大。

中国与墨西哥对美国未来的影响力几乎旗鼓相当，但墨西哥与美国接壤，且它也是大国——有过亿的人口，领土面积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另外墨西哥的人口更年轻化。因此，墨西哥是美国最重要的因素。

《财经》：它的重要性还是基于地理因素？非地理性的因素怎样发挥作用呢？

卡普兰：就墨西哥而言，地理因素依然占主导作用，因为美国与墨西哥接壤。同中国不但不相邻，还相距半个世界之遥。不过你说得对，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走向，它将影响到全世界。自然整个亚洲都会受到影响，在国内它会影响到北京的政局，进而会影响到中国南海和东海争端。它会影响到与欧洲的贸易，从而影响欧洲的经济形势。它不仅会极大地影响美国的经济形势，还会大大影响与中国联系日益密切的非洲经济。

没人知道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果会怎样。在所有必须进行的改革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已作出应有的表态，李克强总理也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取得成功。这是一个大难题。事实上，他们知道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该采取什么解决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取得成功。

《财经》：在美国和中国之外，俄罗斯因素正使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对全球秩序意味着什么？

卡普兰：就乌克兰危机而言，俄罗斯有可能空手而归，并可能促使俄罗斯仓促地进行政权更替。不过此后俄罗斯可能会冒出一个更加反西方、更独裁的政权，当然也会导致其更加不稳定、实力也更弱。

俄罗斯的情况很极端。布尔什维克制度几乎一度摧毁了这个国家，这种破坏带来的不是稳定温和的统治，而是独裁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如果普京的统治被削弱，如果他在乌克兰问题上失算，就不会有稳定而迷人的俄罗斯。于是，可能会有更极端的人上台，俄罗斯可能会出现更多混乱。我不看好普京下台后的俄罗斯。

《财经》：你的《巴尔干半岛的幽灵》一书出版之后，人们担心利比亚被巴尔干化。如果俄罗斯走弱，那乌克兰被巴尔干化的风险是否存在？

卡普兰：关于利比亚，你说的没错。利比亚现在处于崩溃阶段，但我不确定乌克兰的情况，因为乌克兰的亲俄起义并未实现，而亲俄分裂势力在东乌克兰的地位日渐削弱。乌克兰军方近来更好、更专业的表现不是偶然的，那是因为美国私下为乌克兰军方提供顾问和其他援助。我预计乌克兰不会分崩离析，虽然俄罗斯会想方设法让它分裂，给基辅内部带来不稳定因素。

《财经》：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地缘战略思维来应对俄罗斯可能的变化？

卡普兰：我认为，北京方面若看到普京实际上正在失掉乌克兰，他们的脑子里要过几件事。首先，普京在莫斯科的政治地位会被削弱，他可能会被取代，虽不是马上，但可能也就一两年内的事。记得吗，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失算的赫鲁晓夫在危机两年后被取代，同样的事可能发生在普京身上。因此，中国必须始终防范俄罗斯出现政权更替的可能。

俄罗斯的能源形势会日趋严峻，它仍遭受苏联统治时期的腐朽和破坏所遗留的影响。俄罗斯的未来是不自由且混乱的，我甚至相信西伯利亚与俄罗斯的联系会松动。从中期来看，俄罗斯的未来会越来越弱，这对中国可能是利好。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西伯利亚以及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将获取优势。另外在能源价格上，中国还可以与俄罗斯进一步讨价还价。但同时，中国必须重新考虑是否要与普京结盟，如果他变得弱势，那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于中国。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中国的领导人要选择与高盛的董事长见面，还是与普京见面，可能高盛的董事长为中国做的贡献比普京更大。

《财经》：有观察家把中国和俄罗斯都归到修正主义强国的行列，你认同他们吗？

卡普兰：这个问题挺有意思。俄罗斯毫无疑问是修正主义大国，因为俄罗斯希望让它的势力范围强势回归到前苏联的边界范围。这就是修正主义。俄罗斯还希望它在中欧和东欧，即旧华沙条约边界，形成一定形式上的势力范围，尽管是施加一种软影响，也算是修正主义。

中国就不那么清晰了，中国南海和东海岛屿的主权在历史上并没有苏联或欧洲边界划分的那么清晰。我会说，中国是个心理上的修正主义国家，它希望恢复到清王朝19世纪初开始衰落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备受尊崇的地位。当然你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对中国而言，从清朝的衰亡，到之后的军阀混战，以及毛泽东统治下连续数载的内乱，当然毛泽东的问题有些争议，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悲剧。与数千年的辉煌历史相比，这是充满悲情的175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心理上的修正主义，而非俄罗斯式的领土修正主义。

《财经》：如果强调“心理上的”特征，这是否意味着它只是短期、暂时的？

卡普兰：不，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在某一时点停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已经达到一定的影响力。国家总是没有安全感的，就像人总是没安全感一样。你可以很出名，但却没有安全感；你可以很富有，但仍没有安全感。不过，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衰落发生得如此极端，我认为肯定存在一种反复思量的念头，就是要重塑中国的大国实力和影响力。

四邻不安

中国非常没有安全感。环顾邻国，能看到的都是麻烦；在某些情况下，也能看到机会

《财经》：你认为俄罗斯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容易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攻击。中国也邻国众多，中国也缺乏安全感吗？这是影响中国的因素吗？

卡普兰：中国非常没有安全感。环顾邻国，能看到的都是麻烦；在某些情况下，也能看到机会。如果从东北开始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存有机会，那里人口少但自然资源丰富。但中国不得不担心朝鲜政权，考虑到朝鲜的统治方式、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即时电子通信工具的存在，朝鲜政权在根本上是不稳定的，以那种方式统治国家在根本上也是不稳定的。中国担心日本以及美日同盟，把台湾视为美国的盟友和自己的敌人，把菲律宾视为美国的条约盟友和自己的敌人，把越南视为美国的非官方盟友和自己的敌人。中国认为马来西亚比较客气，但在根本上带有敌意，因此对其十分警惕，新加坡也一样。澳大利亚则基本被中国视为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友。因此，中国没法不感到紧张。

中国在东南亚看到机会，那里的国家相对弱小，中国可以坐收渔利。但中国不得不担心印度。印度新任总理比其现代史上的历任总理都更有地缘政治头脑，他会努力与越南、澳大利亚和日本加强关系。中国西部有新疆问题，但前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让中国看到机会，中国已开始兴建通向那里的管道、铁路和公路，以获取当地能源。所以，西部机遇与问题共存。

《财经》：中国与其北部的蒙古好像比较微妙？

卡普兰：蒙古基本上人烟稀少但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我记得它曾是清朝的一部分。中国希望在蒙古努力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但面临的问题是全球化，蒙古会寻求与韩国及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往来以实现经贸关系多元化，在目前的历史阶段这不难做到。我想中国领导人肯定会有种幽闭恐惧症患者般的感觉，他们看到的是那么多外部挑战。

《财经》：你刚才描述了朝鲜，中朝关系已冷淡多时，朝鲜最终是中国的一个鸡肋，还是一个定时炸弹？

卡普兰：我不知道最终答案，但我知道关键的问题是，朝鲜的未来会怎样？我想中国领导人是在讨论朝鲜的未来，但会对此三缄其口，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公开谈论一个盟友崩溃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中国倒希望有个像它那样的朝鲜：一个威权、官方上是共产主义但又不断改革的朝鲜。这是中国希望看到的，但无法如愿，只能应对现有的朝鲜政权——这个政权反西方、反美、反韩、反日，这些中国可以接受。我认为，中国希望看到一个更好的朝鲜政权，但又担心卷入朝鲜的政权更替会适得其反，造成混乱使数百万难民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就朝鲜而言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必须考虑自身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国不得不支持朝鲜政权，尽管它宁愿看到有改革诉求的不同政权。

《财经》：中亚是维持地缘政治稳定的关键角色。但激进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它的军事表现，圣战又是该地区的重要危险源。中国需要为在此的地缘政治利益担忧吗？

卡普兰：我认为，中亚的地区稳定值得怀疑。波罗的海国家和高加索都经历了后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高加索陷入战争，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开战；而波罗的海国家则成为成功的民主国家。但中亚从未有过在苏联解体后的过渡阶段，仍像以前那样由苏联式的统治者统治。与此同时，中亚地区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崛起的问题。我想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担心新疆问题，担心维吾尔族暴恐分子。这些暴恐袭击虽然数量少，却说明仇恨已到了很令人担忧的水平。这是历史和文化问题，我们还不能通过自由主义理论推理解决所有问题。

同时，在中亚，中俄两国总是存在竞争，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前更久远的时代。在19世纪，沙皇帝国和清朝争的是领土和贸易路线。美国在该地区的竞争不大，但美国企业，尤其是能源公司在当地很活跃。对中亚问题的严肃讨论可能更多地发生在得克萨斯州而非华盛顿，得州是能源公司总部的聚集地。

《财经》：你还提到东南亚，但你认为中国会使东南亚“芬兰化”，你为什么选择用“芬兰化”来定义？

卡普兰：说到“芬兰化”，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冷战时期的芬兰。冷战期间，芬兰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但其外交政策基本上被苏联所绑架。芬兰不能加入北约，不能以任何方式与苏联敌意对抗。因此，它的主权被稀释了。我想，中国的压力会导致主权稀释，这是让东南亚感到恐惧的，也是美国要搞明白的。对越南或菲律宾而言，中国比美国更具威胁，因为美国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不会过来抢占领土，但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个大国。其军队规模比东南亚国家的大得多，而且它近在咫尺。

《财经》：中国向来都打经贸牌，贸易开路最终胜算有多大？

卡普兰：贸易是总体实力的一部分。军事实力和有利的贸易关系相加，就把实力更加放大，这可以反过来削弱这些国家的主权或外交政策的回旋空间。因此，尽管这些国家都乐于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并以此致富，他们也担心与中国开展贸易。

《财经》：鉴于南海紧张局势加剧，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魔杖还好使吗？

卡普兰：中国把一座钻井平台部署到南海，只有一座且不为开采石油，仅仅是勘测。这座钻井平台原本要在8月份撤回的，但7月下旬台风来袭。中方可能觉得已经尽可能地利用了这次钻井平台的部署，如果台风破坏了钻井平台，那就很没面子了。

中国不像俄罗斯，中国非常善于试探。一步一步地试探，撤退，再试探，看能不断试探到哪一步，这使得该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因为菲律宾人和越南人也在试探，看是否有人为帮助提供防御。因此，中国试探越南和菲律宾，后者也在试探美国。

《财经》：这样彼此试探，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卡普兰：试探导致情况每天都在改变，在试探中新的格局也在生成。要强调的一点是，事态的进展不仅因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或南海争端的新动向而单向推动。举例来说，如果奥巴马遭遇重大挫折，或在中东或乌克兰问题上暴露出弱势，这可能会激励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更为激进。他们会说，美国政府现在很弱，在新总统上台前会更弱。现在是时候给它们点颜色看看了，反正美国不会采取行动阻止我们。

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普京若在乌克兰问题上完败，奥巴马的政策可能被看作是成功的。而中国突然间发现更被疏远。我认为所有这些大的区域都相互关联。它们彼此依存，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世界变得更小。因此，当中国或俄罗斯政府谋算之际，它们考虑的不应只限于本地区，还应考虑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所作所为。

地缘政治的战场

军事竞争并不意味着战争，它只意味着竞争和紧张

《财经》：日本内阁重新诠释宪法第九条的规定，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的集体自卫，即“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自卫队变成了一支可参与海外战争的军队，这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向军事大国转变？

卡普兰：我认为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是没有人意识到这点而已。虽然日本有一部“和平宪法”，但就在这部宪法下，日本已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在潜艇战、特种作战部队和各种形式的网络战方面极具专长。虽然日本的军事预算只占其财政总预算的2％，但这一预算已经很大了，毕竟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实际投入使用的大型战舰数量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三四倍。所以，如果你认为日本才开始成为一个军事大国，那么过去10年或15年你肯定是在沉睡。

日本正在发生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转变，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转变。日本在心理上重新发现了民族主义，与“二战”期间法西斯式的民族主义不同，这是一种正常健康的民族主义觉醒。日本将成为单一族群的健康民族主义国家，同时拥有非常强大的军队。但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会重新成为像“二战”期间那样的侵略国。

《财经》：民族主义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好字眼，但你认为民族主义盛行，日本却不会重蹈覆辙？

卡普兰：我认为不会。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现在已不再如此。美国深深卷到太平洋事务中来，这对中国有好处。如果美国从太平洋撤出，日本才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危险。只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军事存在，美国可以对日本和其他国家施加显著的影响。

《财经》：有观点认为东亚正处在临界点，中日有点让人想起里根和勃列日涅夫围绕中欧中程导弹部署间的较量？

卡普兰：美国和苏联从来没有真正的憎恨过对方。美国人从不恨苏联人，双方不存在种族紧张，也没有真正的民族敌对，同时它们地处世界的两头，“二战”期间还曾是盟友。这样比较下来，也许日中争端更加危险，尤其是两国在地理上如此接近，且中日间的交恶更纯粹，而上世纪80年代的美苏敌对是没什么纯粹的恩怨。

勃列日涅夫政权到20世纪80年代已毫无生机，接下来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政权也一样死气沉沉。虽然美苏那时仍在冷战，但从1945年开始的冷战已持续到80年代，两国关系进入新常态，有规则也有规矩，从而获得了某种稳定性。但中日紧张关系还比较新，双方处在既无规则也无礼仪规矩的对立期。

《财经》：你提到美国在亚太军事存在的重要性，美国在东亚和中东的军队布署并不一样。如果中东地区在某个时点稳定下来，那是否意味着亚太地区会有更多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

卡普兰：这个问题很好。我不认为美国军事实力会大幅削弱，但它也不会增强。我预计美国军事实力会保持大体不变。现在美国的军事实力是10个航母战斗群，用它做衡量军事实力的指标很好，因为一个航母战斗群不只是一艘航空母舰，它还包括驱逐舰、巡洋舰、护卫舰和潜艇，以及相应配套的其他支持。美国现在有10个航母战斗群，也许会降到9个左右，但不会增加到11个或12个。我预计会维持在同一水平或略有下调，但足以维持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位，后者实质上意在中东。

《财经》：我们正在见证亚洲海上军事格局的改变，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显得举足轻重？

卡普兰：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举足轻重，他实际上是美军所有区域的司令官中最重要的作战指挥官。

如果比较欧洲和亚洲，欧洲有北约和欧盟。亚洲的东盟则远没有那么强大。即便存在各种问题，欧盟还是比东盟更强。东盟没有一个融合机制。有趣的是，当檀香山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到亚太出行时，他会得到国家元首般的礼遇，他可以说是团结日本、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核心人物。这有点像条条大路通檀香山，或条条大路通太平洋司令部的感觉。而中国却不在其中，所以中国觉得有敌意，感觉被冷落。

《财经》：如果中国海军力量不断增长，印度会因为担心其战略后院，而使中印间现在的“冷和平”状态瓦解吗？

卡普兰：我想印度会建造更多的潜艇，发展海军和空军力量，以在南中国海、波斯湾证明自己的存在。我认为印度能做到这一点。印度很稳定。自1948年以来，印度一直是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现在印度的新领导人莫迪非常有才华，我觉得他比以往任何印度领导人都更拎得清。他的目标是将印度发展成一个地区军事强国。莫迪的思维很理性，他意识到印度需要美国海军留守印度洋，以助其制衡中国。但他不会明说，印度人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和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对美国持怀疑态度。因此印度无法与美国正式结盟，所以莫迪与美国的结盟永远不能声张，但会在幕后存在。

中国的问题是能否完成经济转型，从高出口、低工资经济向低出口、高消费经济过渡。印度的挑战是摆脱官僚机构繁文缛节的桎梏，使印度政府本身不再是进步的阻碍。

《财经》：围绕亚洲安全的愿景，伴随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亚太地区各方力量抵触。你认为美国的再平衡是迟来的战略？

卡普兰：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晚了20年。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美国已经为欧洲尽力了。美国击败了希特勒德国，然后捍卫欧洲反对苏联。现在轮到欧洲自己了。这也是为什么老布什政府最初没有介入南斯拉夫，老布什对詹姆斯·贝克说，现在这是欧洲人自己的问题。我们已在欧洲搞了45年。现在轮到他们自己来了。

在认为我们为欧洲已尽力后，本来美国要把注意力转向亚洲。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半年后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美国在此后的六七个月时间内组建军事力量，将萨达姆的军队从科威特赶出去。接下来又对伊拉克划定北部和南部禁飞区，之后的12年中，美国海军的空军部队负责禁飞区，这的确很让美国分心。

然后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接下来美军出兵阿富汗。然后入侵伊拉克。终于在2010年左右，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并计划撤出阿富汗，但美国并不想成为一个孤立主义国家，所以推出了重返亚洲的战略。这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只不过晚了2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中国不喜欢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国应该感到幸运，因为它被中东问题推迟了20年。

30年后的预言

中国如果能够成功，那么中国将成为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大国，从而形成一个两极世界

《财经》：你指出，亚洲最近出现的军备竞赛是国际事务中最易被忽视的重要事件，最终军备竞赛如何走向取决于什么因素？

卡普兰：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内部情况，如果经济增幅由12％下滑到6％左右，中国还能应付生存下去，也会继续做军事强国。但如果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经济表现糟糕，不但增长奇迹不再，经济大幅下滑甚至突然崩溃、出现大规模失业，那么中国内部会突然变得脆弱，中国的军事崛起也无法继续。我们知道中国会有经济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会有多严重？这些经济问题是什么量级的？经济形势会决定北京的政局稳定，使之能推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维持少数民族稳定，并继续在邻国展现越来越强的实力。

《财经》：你认为亚洲未来的趋势和重大的不稳定因素有哪些？

卡普兰：让我们展望一下30年后我们能看到什么？我认为会看到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日本；看到一个南北统一后的大韩国，因与日本的历史宿怨，它与中国的关系比日本更密切，但它仍需保持与日本的贸易及外交关系等，从而成为中日之间取得平衡的力量；还会看到充满活力的中等国家越南，像一个海上土耳其；至于菲律宾，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菲律宾现在让经济学家们兴奋，认为菲律宾大有发展机会。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认为在亚洲，真正有意思、也是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南海或东海争端，而是朝鲜半岛的问题。

《财经》：你曾在2006年为《大西洋月刊》写过一篇封面故事，分析了朝鲜的崩溃可能。朝鲜时代会结束吗？

卡普兰：我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北越和南越的统一，南北也门的统一，还经历了东德和西德时代的结束，为什么就不会看到朝鲜和韩国分治的结束？首尔也许会最终成为整个朝鲜半岛的首都。这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会发生。不过朝鲜半岛统一后，因相比于韩国，朝鲜要穷太多，就像当年东德比西德穷一样，要彻底融合贫穷的朝鲜，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很可能面临长达20年的经济问题。在外交上，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则必须与日本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否则无法生存。我认为这将改变亚洲，但我不知道会以何种方式或怎样改变亚洲。这可能会促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开展深层次的军事合作。你想，如果朝鲜政权垮台，中国将需要一支国际维稳力量，这意味着中美之间会有深层次的军事合作。

《财经》：如果朝鲜变局可以促使中美合作，美国又重拾在世界各地推进美国利益的信心和意志力，那么中美之间的竞合会如何演绎？

卡普兰：中国靠发展市场经济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国家前行，结果是，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同时未出现政治上的动荡。但接下来的形势更重要，中国经济增速已不可避免地放缓了，民众与少数民族的诉求日益增长。因此，未来中国实质上可能会没有过去那么稳定。而在中国努力变强的过程中，肯定会带来更多的紧张局面，崛起的大国总会造成局势紧张。

我不认为美国的实力会大幅削弱，因为美国地理位置优越，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稳定的政治制度，有党派制衡。尽管华盛顿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在本质上是稳定的。但如果中国能够转型成功，那么中国将成为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大国，形成一个两极世界。只要美国仍然是稳定的大国，只要中国不因经济转型失败而崩溃，就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