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荣／文

1972年，写诗第一年，多多就写出这样的句子：“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第二年，他又写出诗行：“当社会难产的时候/那黑瘦的寡妇，曾把咒符绑到竹竿上/向着月亮升起的方向招摇/一条浸血的飘带散发不穷的腥气/吸引四面八方的恶狗狂吠通宵”（《祝福》）。

这些诗，揭示真相之外，有一种颠倒和反转当时时代话语的力量。在根子的《三月与末日》（新诗歌运动的第一首杰作）里，新时代的诗神已然第一次显形：诗神这一次隐匿了自己美好的形象，以一种愤世嫉俗、丑恶狞厉、冷漠残酷的面目出现，犹如一位对疯狂时代进行审判乃至惩罚的“黑色的天使”，它的翅膀的拍击声响彻整个“新诗歌”的历史……多多这些早期诗作，乃是它最早的回响。

然而与根子相比，多多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他更擅长捕捉一刹那的感兴，表达上更加节制，也更有个人性。譬如《万象·青春》，会让你讶异于1973年就会有人写出这样的对生存的荒诞进行揭示的诗歌：“虚无，从接过吻的唇上/溜出来了，带有一股/不曾觉察的清醒：/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如果再考虑多年以后还被黄灿然认为“无论语言或形式都奇特无比的诗”《蜜周》，以及1976年就写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很成熟的《同居》和《教诲——颓废的纪念》（后一首诗可以说是比北岛的《履历》更早、也更深刻的对一代人青春的总结），你会毫不怀疑，多多从一开始，就是绝对不能与他人混淆的“这一个”。

说起来，1969年青年栗世征赴白洋淀插队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成为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人多多。芒克回忆说，多多当时“热衷于政治和哲学。什么叔本华、黑格尔，当然也学马列”（《瞧，那些人》）。周舵则回忆，第一次和多多见面，他的话题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当年最好的朋友》）。

《沉沦的圣殿》中，有一幅多多1972年摄于北京家中的照片，照片中的青年，带着年轻时的单纯、正直和英气，目光却严肃而深邃，两道眉毛横入鬓角，流露出一种内在的桀骜不驯——显示出的，也更多是一种思想者的特征。

1972年，多多“忽然疯了似的写起诗来”，具体情由不得其详。何以写出那样的诗，倒有线索可稽。多多自己曾两次说“没有……的诗，我就不会写诗”——其中一次说的就是根子，“青年时代我俩形影不离，如果没有根子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的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显示出这些当年从事地下写作的“小伙伴”间的互相影响和竞争关系；另一个，则是波德莱尔，多多回忆说，最初读到“文革”前《译文》杂志上发表的陈敬容译波德莱尔时，“这九首诗给我的感受就像打了一响枪一样”，“诗歌可以这样写，这种也叫诗歌，这时我认定了。”

他还读到了茨维塔耶娃，虽然只能通过爱伦堡的引用。此外还有更早的“地下写作”，以及黄皮书和灰皮书——其中已经有垮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存在主义、荒诞派的作品，还有哈耶克，以及《新阶级》……

更重要的，当然是经验和生活。然而，这方面，除了少数靠得住的材料，如多多说“我16岁那么痛苦地在田野里，我的大学就是农村就是田野……我就是一个人，我站在那田野里看着太阳西沉”，如他从白洋淀返京是因为1970年“被派去挖海河染上了肝炎”……此外更多的实际经验、体会和思想、情感的转变，我们只能留到想象的暗影之中。

然而，我们知道，那里面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化，让一位单纯、有些盲信的青年，变成了一位愤怒的诗人。虽然，任何时代，一个诗人的诞生，他和诗神 “最初的契约”，都多多少少有些神秘。

多多还记得自己写出第一个真正的诗句时的命定时刻：“1972年6月19号，我送一个朋友回白洋淀，晚上夜里回来，在路上骑自行车……那时候北京是没什么人的，几乎像空城一样，我在街上，忽然看到那些窗户，夜间的窗户，忽然一个句子就来了，自动地来了，就是说窗户像眼睛一样睁开了，回家就写下来，就开始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