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拙的新教徒

本文来源于 2014-09-09 11: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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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最终,我们却看到,是朴拙的清教徒,而不是精明的文化成熟人群,开创了具有巨大扩展性的现代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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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的万灵节前夕,德国人马丁·路德提出震惊天主教世界的《九十五条论纲》,对教会所发行的赎罪券提出了严厉批判,开启了宗教改革的大潮。此前多年中,路德一直处于巨大的精神痛苦当中,他始终在忧惧,自己是否能够获得拯救,是否可能会堕入地狱。

直到1515年前后,经过多年的苦苦思索,路德突然悟到了,拯救来源于人对神的无条件的信仰,他在所谓的“塔上体验”中获得了巨大的解放。路德是在孤独地冥想《新约·罗马书》的语句时发现了他所一直在找寻的关于得救的确信:“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就是基督新教的核心信念“因信称义”,路德、加尔文等伟大的改革宗神学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他们对于宗教、社会、政治等等的一系列主张。所谓“因信称义”是说,一个人是否获得拯救,不在于他做了多少好事,还是买了多少赎罪券,而在于他是否对于神有着无条件的“信”。只要有这种“信”,则他必定就已经得救了。

由“因信称义”,得出一个推论,即“命运前定”,就是说,上帝已经依凭其意志对个人的命运做了无条件的安排,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对此作出任何改变。由此,又进一步得出,世间是区分为选民与非选民的,选民就是上帝已经注定其得救的“信”徒,其他人则是非选民。这样一种信念,是对犹太教创世论的一种相当纯粹的继承,在它看来,上帝的意志是一切正义与秩序的来源,人不能依凭任何一种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基于自然理性的道德原则来对上帝做某种评判,所以对于上帝的信仰是无条件的,这种无条件信仰是一切其他观念的前提。

基于这种信念,又衍生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后果,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所做的研究。韦伯发现,尽管新教——尤其典型的是加尔文宗——有了命运前定这样一种信念,但它并未让人陷入自暴自弃或是随波逐流的宿命论,相反,它会让人更充满勇气地去面对这个世界。因为对于前定命运的坚信,会伴随着对自己的选民身份的坚定信念,而选民身份是神的恩赐,所以选民理应在世间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彰显神的荣耀,努力挣钱一事于是被去污名化,成为一种宗教责任,这在各大宗教里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选民应该以一种严苛的道德标准自律,过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这才证明了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并不是为了享乐,而只是为了担负起选民的责任。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带来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样一种对于神意的无条件信仰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在了解到这个上帝是如《约伯记》当中那样的一个喜怒无常、任意而为的神之后。但实际上,此种对于超越于任何人力之上的至高信念的无条件信仰,在未受文明侵染的初民社会是相对常见的,朴拙之民常常会有一些在开化之民看来愚笨的固执,坚持某种僵硬的原则不懂任何变通。

所谓开化之民,通常是其所处的社会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该社会的反思能力将会发展起来,而这种反思必会导致理性化的结果。根本意义上来说,理性是无法推翻信仰的;但是,一旦理性站了出来,则无条件的信仰也无法持续下去,信仰要经受某种意义上的理性的检验了。

那样一种对僵硬原则的固执坚持便不再容易持续,因为依照理性,倘若不知变通,则人在具体事务中却要受到只着眼于普遍的抽象规矩的无条件约束,不免愚蠢,所以懂得变通很重要。但这里就有一个麻烦,在那种所谓理性的社会当中,并不是一个人会想到要变通,而是人人都要变通,其结果却会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行动的基础——普遍原则被牺牲,于是社会的普遍秩序被牺牲,因为社会秩序以人们对于一种共通原则的接受为前提——这就是个体的理性反倒带来普遍的非理性,社会变得不可爱了。

相比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拉丁种族,山北的德意志人,文化较为晚熟,民风尚属朴拙,于是在山南不易被接受的无条件信仰一事,反倒在山北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山南则走上了理性进一步精细化的文艺复兴之路。最终,我们却看到,是朴拙的清教徒,而不是精明的文化成熟人群,开创了具有巨大扩展性的现代世界秩序。

作者为外交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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