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民国军阀陈调元的史料，有一细节吸引了我的眼球：为了诱杀占山为王、劫持法意两国领事的军阀头子孙美瑶，陈调元针对孙好斗鹌鹑的嗜好，准备了两只雄健的鹌鹑，邀其到旅部斗鹌鹑。

孙美瑶不知是计，带六名卫士前往。结果卫士在前院被酒肉招待，个个喝得烂醉如泥。孙美瑶在后院忙于斗鹌鹑连呼过瘾，忽被劈面飞来的一纸包石灰击中，双眼无法睁开，旋即被缚绑，推出院外一枪毙命。

如今很少见到斗鹌鹑了。雄鹌鹑给人的印象是外表温和而懦弱，身子肥嘟嘟，走路摇摇摆摆；可一旦斗起来，竟也毛羽怒张，拼命撕咬，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现场惨不忍睹。也许，只有斑斑血迹才能刺激斗鹌鹑者的神经。

史上斗鹌鹑最详尽的记录，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唐外史》云：“西凉厩者进鹌鹑于明皇，能随金鼓节奏争斗，故唐时宫人咸养之。”玄宗好玩，觉得斗蟋蟀不过瘾，便玩起街头杂戏斗鹌鹑来。但见双鹑激战，随金鼓忽东忽西，且战且勇，或边战边退，实在通灵得很。

西凉人深知玄宗这一嗜好，便向他进贡调教好了的上等鹌鹑。圣上嗜斗鹌鹑，宠妃近臣便不可能闲着，整个朝廷不可能不跟风，以至于斗鹌鹑成了风靡王朝的时尚。如此看来，安禄山或许也是斗鹌鹑的高手，如此乖巧阴深之人岂能放过这一秘门？有趣的是，洪在《长升殿》里的宫调无论是北曲还是南曲，写到玄宗和安禄山时，屡屡用“斗鹌鹑”的曲牌，如《北·斗鹌鹑》《越调·斗鹌鹑》，恐怕并非歪打正着。玄宗的生活在天宝年间趋于糜烂，纵情声色，沉湎玩人狎物，以致政务废弛，乱象丛生，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中国古人称“玩物”为小道或小技，《论语》中载：“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但国人“玩物”并非限于一石一鸟；天地之远，王土之大，无所不可以“玩”，因而在泱泱古国，“小技”亦“大”矣。翻翻史书，可见昏君玩政治，酷吏玩刑律，贪官玩权力，太史玩笔墨，以致“玩”成了政治本身，成了一种吊诡的“小道文化”——潜规则即由此而暗滋、而阴勃。这也就不难解释：何以再正宗的“洋说”和“夷技”，一旦进入中国文化，总免不了变色变味。因为再纯正严谨的东西，也经不起狎玩，尤其经不起“玩人文化”的浸渍。

很多人认为吴三桂是因“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名“垂”青史，其实他早年就赫赫有名，堪称斗鹌鹑的九段大玩家。如今传世的一幅《吴三桂斗鹌鹑小像》，曾为清宫内库收藏，仍让我们窥见当年他“斗鹌鹑”的场景。吴三桂端坐于斗鹌鹑的红色桌台前，台内盆中有一对鹌鹑怒斗；八个仆役分列两边，专侍吴大人斗鹌鹑，其姿势、神态迥然有异：跪地求者、笼鹌鹑者、端茶壶者、捧砂煲者皆不足奇，最令我讶异的是最后一位手托一捆卷宗者，一看即知是一个谦卑可怜的文人，负责将斗鹌鹑载入史册，或绘成画卷。

吴三桂这样的武人“斗鹌鹑”玩到这般境界，也难怪他不把明朝江山玩于股掌间了。与其说他是为“红颜”而怒开关门，不如说在他的眼里，明军、闯军、清军不过雄鹑耳。当然，他不知道自己在局中亦不过一小“雄鹑”。

画中那个手持一捆卷宗的卑贱文人，倒是很传神而准确的。后来又有诗人咏叹《吴三桂斗鹌鹑小像》曰：“窄帽将军奕有神，闲携小卒玩鹌鹑，风流毕竟输丘壑，斗蟀堂前拥美人。”诗人差点淌出涎水来了，他叹吴三桂“玩术”不到家，不及斗蟋蟀的贾似道阴术更深。

仔细一想，在中国卷帙浩繁的文化卷宗里面，不乏斗鹌鹑的爪痕、嘶叫和血迹，亦不乏斗玩者的谑笑和成王败寇的鸣金之声。这就不难解释“斗鹌鹑”在宋代何以“玩”成了雅致的词牌，到了元代何以成了杂剧里的曲牌；到清康熙年间，徽州休宁有个贡生叫陈石麟，他索性写了一部集大成的著作《鹌鹑谱》，专研饲养、调教鹌鹑如何斗的学问，分门别类地细述斗鹌鹑的相法、养法、洗法、饲法、把法、斗法、笼法、杀法等等，算是为“小道文化”增添了新酵母。难怪清代的王公大臣、文人商贾、走卒农夫无不好这口，斗鹌鹑于是乎被发扬光大到了接近“大道”的程度。

由此想到，明代九品文官之官服补子的标志何以是鹌鹑了。到了清代“鹌鹑”又升了一级，成了八品文官之官服补子的标志。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