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正值一次大战打得如火如荼，8月15日，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这项工程不仅缩短美洲与东亚的距离，且对全球海洋贸易带来革命性的改变，美国对于太平洋地区的影响也由此迈入新的阶段。
巴拿马运河工程团队在工程结束后，曾到中国来协助华北水患和大运河工程整治问题，这段民初中美工程技术合作的旧事鲜为人知。
定计导淮
巴拿马运河建造工程之艰巨，被喻为人类工程之奇迹，《东方杂志》早于1911年以10页篇幅详细报道《巴拿马运河工程纪》，并对大工程师哥索尔氏(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1858-1928)推崇至极，“哥索尔氏及其所编列之工程团，历万险，排万难，从事布置，有条不紊”。这句话完全呼应了美国人称颂哥索尔氏的伟大贡献：“一个人，一个计划，一条运河──巴拿马。”
就在巴拿马运河即将竣工之时，太平洋彼端中国华北的水患问题引起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 ARC）的人道关注，他们将目光投向即将从巴拿马工程中光荣身退的工程师，希望借重他们在巴拿马运河的丰富整治河流的经验，转移到中国大运河工程，以拯救华北农民免于水患之苦。此即原任职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赛伯特上校（William Luther Sibert，1860－1935）出任红十字会导淮工程案主席的由来。从本质上，美国对于整治中国淮河和大运河工程的动机是来自红十字会的博爱精神，与美国政府和大财团关注巴拿马运河的高度军事和商业利益大为不同。
“导淮工程计划”，是民国初年的重大公共工程计划，自清末即投入水利工程的张謇，在担任农林兼工商总长后即以导淮为首要任务。但由于该工程之艰巨和耗资庞大，不得不期待外国技术和财力的支援。
在此一情况之下，对中国一向较为友善的美国，被列为首要合作对象。在驻华公使芮恩施的牵线之下，而有与美国红十字会的合约。
早在1906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大水，苏北灾情惨重，美国红十字会派员参与这次水患的赈灾工作，开始对中国水利问题和人道救济工作的关注。1914年1月30日，农商总长张謇与美国红十字会（由驻华公使芮恩施代表）共同签订《导淮借款草约》，借款2000万美元。这项由美国红十字会参与的合作可被视为民间、非政府的外交活动，为了达成进一步的合作，张謇组织一支实业考察团先行赴淮河水域及东南各省考察。
导淮合同签订后，美国红十字会和怀特公司（J.G.White & Corporation）提供5万美元，加上北京政府出资的微数金额（约2500美元），共同作为探勘的资金。
接着由曾任职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赛伯特上校（后升为少将）出任这项导淮工程的主席。赛伯特当时系以军事工程师的身份来华从事探勘，因而此项任命工作还经过美国国会的同意。
艰巨万端
在赛伯特上校的主持下，包括其他的工程师和中国助手等13名成员，在中国从事三个多月的调查工作。调查队的报告出炉，结果令人忧虑，工程艰巨远超出原来的评估，对工程委员会构成一大挑战，同时原本预估的2000万美元显然不足以达到整治的效益。根据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张謇于1914年10月给芮恩施的信件，除了感谢美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长期对中国江苏和安徽水患问题的援助之外，也表达这项整治工程必须从淮河支线的整治做起，要求芮恩施向美国政府提出一笔改善淮河和沂水的工程借款共500万美元。
当时代表红十字会签约的驻华公使芮恩施表示此项工程的艰巨更彰显出人道救援的意义，呼吁美国政府积极介入。芮恩施说：这项工程将会大大提高美国的声望。它不仅挽回中国几百万英亩的肥沃土地，确保许多人的生计，而且将会给中国提供一个生动的范例，说明采用科学的方法，确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
一向希望通过协助中国现代化，增加对中国影响力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同时也担心由于美国人的犹豫不决，加上中国的积弱，会让北京政府屈服于外国势力，因证据显示比利时、法国、俄国正有意接手此项工程，以进一步获得淮河流域经过的华中地区的铁路让渡权。更有甚者是未来如联系西伯利亚铁路穿越华中至海，那么这片沿线将成为欧洲国家强大的势力范围。
然而，这项工程的预算金额远远高出预期，红十字会工程委员会接着提出新的一笔3000万美元的预算工程计划，这份报告副本同时送交美国国务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参考。不巧的是，当时一次大战席卷欧洲，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该会在欧洲的救援工作和其他救援工作的承诺，使得该会无法再承担淮河计划。在此一困境之下，乃有后来广益公司表示愿意接受银行贷款的风险，并安排裕中公司负责淮河流域的测量和运河的实际建造工作。因此，美国红十字会参与的阶段主要仍在调查地质地形和评估各项经费的初期阶段，后续施工任务则是由广益公司来筹划。
方案歧见
广益公司成立于1915年11月，是一次大战爆发后由一群美国银行家和实业家为了促进美国在海外投资所成立的国际大财团。大战之初，美国因未参战，美国资本家借机拓展美国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而中国市场正是他们有意移转部分欧洲资金进入的地区之一。1916年4月19日和5月15日，广益公司和中国政府达成《导淮借款与整治运河协议》草约。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致电蓝辛（Robert Lansing）表示：“这是任何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所获得的最优惠借款。”此一借款包含许多和铁路借款雷同的项目，虽然借款的期限不同，分别是山东省30年和江苏省20年，利息均为7％，两项借款金额总数600万美元，由广益公司销售有价证券。广益公司获得期待的担保，包括中国政府同意从各省预算的岁入中来弥补不足之数作为安全性的借款担保。裕中公司同时获得10％的建造佣金，并且广益公司的代表将控管这项借款和负责此一工程计划的执行。
然而，广益公司在寻求运河工程的财务筹备过程中又遭遇中国地方军阀势力盘踞的特殊情况。由于整治淮河和运河工程历经数个省区，广益公司希望这项协议系由地方政府和北京政府共同承担的契约，其意含对于北京中央政府统治各地方势力的不信任。其次，对于这项工程的担保金，裕中公司希望北京政府能有确切的担保金，而最安全的担保金便是山东与江苏两省的税收。广益公司要求北京政府能确切声明以印花税或其他税收作为担保。然而由于究竟由哪项税收作为担保，且该项税收是否归属中央，牵涉中央与地方的财税之争，北京政府财政部迟迟不愿对此事表态。上述这些政治性的困难加速了这项合约的执行困难。由于对中国财政安全的担保不具信心，后来广益公司不顾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强烈反对，于1917年11月转而与日本银行团合作，让日本共同参与整治大运河借款，但在工程部分仍由美国监管之下执行。
这件导淮与大运河整治案虽以和日本妥协，达成实业借款的目的而结束，然而实际拨款与工程的动工情形，在北京纷扰政局下实业开发根本后继乏力，后续的导淮工程在人力和财力上都陷于停顿。连负责导淮工程的张謇都挂冠而去，改以从事实业教育为职志。
在这件民初的中美水利合作中，除了巴拿马工程队之外，美方先后派遣数位水利专家来到中国，可见此一工程之艰巨。在中美合作导淮和运河整治工程，主其事者为曾任导淮督办、全国水利局总裁兼导淮总裁的张謇，他在治理导淮工程期间，与美方技术人员颇多合作，但亦有所冲突。其中与詹美森（Charles Davis Jameson, 1855-1927）的嫌隙最为人所知。
詹美森于1895年来华即担任大清帝国的建筑工程顾问，后出任红十字会导淮计划总工程师，直到1918年离华，回美后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和爱荷华大学的教授，1927年过世。他将在中国的治理水利经验，写成《北长江流域安徽和江苏区域的河湖整治》。张謇和詹美森的冲突始于红十字会派员来华之初，张謇对于詹美森的人品和工程技术均颇有微词。1914年张謇给陈锦涛的信件中挑明对詹美森的不满，说他“性情颇为狡黠，其学术技术亦非上选”“沾染我国恶息”（可能指司账一事）。在工程的理念上张謇的主张与詹美森亦不相同，詹美森主张入江和入海同时排除淮水，入海水道用黄河故道，入江水道由高宝湖排入长江。此与张謇主张“江海分疏”亦有所不同。显然张謇对詹美森的人品和河工专业均不信任。
在红十字会参与阶段，参与导淮工程案的另一位美籍工程师赛伯特，于188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是巴拿马运河工程中的主要工程师之一。著有《建造巴拿马运河》一书，记录从1904年到1914年美国接管巴拿马运河建造工事后的工程设计、水闸、水坝、桥墩和各项费用等内容，并绘有各式工程图样，特别针对该工程的艰巨详加描述。
赛伯特主张“全量入海”，不要江海分流，主张导淮入江，只要经洪泽湖、高宝湖入江。在广益公司参与阶段，1919年则有工程师费礼门（John Ripley Freeman, 1855－1932）。1917年至1920年受北京政府聘任担任中国大运河整治工程及疏导黄河、淮河工程计划的咨询工程师。费礼门和张謇针对导淮工程的技术面展开多次研商，张謇提供历次有关导淮工程的文件供其参考，次年费礼门出版导淮工程的报告，被称之为“费礼门计划”，但这项计划仍无法解决中国治水问题。
张謇对费礼门和赛伯特计划评论，认为两人计划都有缺失，他说费氏的想法是过时的，与他12年前的失败经验相近，而赛伯特主张全量入海的计划，其计算方式有问题。张謇总评这两人的河工计划在执行上都有无法克服的障碍。
詹美森、赛伯特、费礼门和张謇对于如何整治淮河工程的歧见，更加说明此项工程技术的艰巨。我们也必须肯定这些美籍工程师远渡重洋，深入中国穷乡僻壤，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投注于中国的黄河、淮河、长江水患等整治工程的改善和研究，可谓中国水利和交通现代化工程的一大功臣。
作者为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