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于实现了会面，这也是两位领导人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会面。
会面实现一波三折：从半年多前开始，日本方面就出现了呼吁两国最高层领导人尽快会面的呼声，此后不同层面的代表团——例如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前公明党党首太田昭宏等，中国前国务委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等带领的代表团互访时有发生。
7月下旬，这一过程发生突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问中国，并得到了与习近平会面的机会。福田康夫据信是作为安倍首相的特使，并转达来自安倍的亲笔信，希望在APEC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面。
自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并导致中日政治交流处于停滞状态以来，福田康夫是第一位得以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的日本自民党政要。福田康夫始终提倡日本应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现在又身兼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的职务，因此被不少日本媒体称为“自民党历任首相中，唯一一位能够与中国领导人直接说上话的人物”。
9月28日，在“东京-北京”论坛上，福田康夫在演讲中再次表达诚意，表示“在外交中不可以存在胜负观念。双方须互相做出些许谦让”。
10月29日，福田康夫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再次相见。习近平招呼“欢迎访问”后，福田回称“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起到很大作用”并亲切交谈。官房长官菅义伟随即在30日的讲演中称:“时机已经到来。”
在APEC峰会前夕，《财经》杂志于10月17日在日本东京对福田康夫进行独家专访，言语中，福田康夫不仅强调中日两国友好的重要性，更表达出中国与日本作为地区大国，以及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其良好关系也事关地区的稳定和全球的繁荣。
此前受益于两国寻求最高领导人会面的消息，中日之间政治关系开始从最低谷处缓慢回升，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会面也可以将这股缓和势头落实。正如福田康夫在采访中所言：“和没有交谈过的人，是无法建立信赖关系的；为了建立信赖关系，需要双方首先进行会谈。”
从能解决的问题开始
《财经》：你于今年7月底访问了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面。这是自日本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与自民党政要进行会面，可以说对中日关系非常重要。你访问中国时，向中国传达了来自日方的什么信息？
福田康夫：围绕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主权问题，中国与日本存在各种议论，但这不是简单就能解决的问题，对此相信中方也有同样的认识。不管是日方还是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各执己见，对于今后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主权争执，而停止所有日中交流，是值得的吗？现在双方的政治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这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进行这种争执，真的对吗？
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不少地区冲突，东亚这个地区还没有被认为存在正式的冲突，但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对东亚出现冲突的潜在风险感到担忧。亚洲尤其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们，需要对于这个问题认真思考。
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中日之间需要的不是争执，而是互助，这样简单的道理应该是大家都能明白的。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对于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可以说现在时机成熟。尽快实现两国首脑会谈，打破现在的僵局，是至关重要的。
《财经》：中国对两国首脑会谈设定了两个前提，第一是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纷争，第二是安倍首相承诺任内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你表示现在领导人会面时机已成熟，这意味着在两个核心问题上，中日已经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法？
福田康夫：首先，对于靖国神社问题，应该是双方首脑实际实现会谈，在会谈中寻找合适的解决途径。
有关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的领土问题，现在外交层面的相关人员也在进行各种程度的磋商，相信也能找到双方都可以认可的、妥善的解决方法。坦率地说，要明确钓鱼岛主权归属哪一方，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但中国和日本不能因为主权归属没有明确，就中断所有的交流，特别是经济交流。更明智的做法是，在双边持续不断交流的基础上，等待时机成熟，从能解决的问题开始，逐一着手解决。
《财经》：你一直积极促进中日领导人借APEC会议的机会实现会面。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首脑会面的意义何在？
福田康夫：双方首脑就任以来还没有进行过正式的交谈。和没有交谈过的人，是无法建立信赖关系的。为了建立信赖关系，需要双方首先进行会谈。
APEC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并不是唯一的机会，只要时机成熟双方都有进行会谈的可能，毕竟两国是邻国。
要严肃对待投资减少
《财经》：现在中日关系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一岛一社问题，并不是短期能够得到解决的。你认为日中关系要想真正改善，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
福田康夫：现在可以说中国和日本之间在各种场合的交流都处于停滞状态，所以现在并不是说要特别找到一个方面开始先着手。从可以开始的方面做起，相信时机一到，各方面的交流都能立刻蓬勃起来。
相信双方国民都希望加深对彼此的交流，例如现今来日本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因此在旅游、留学，文化交流这些层面，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交流。大家都在等着呢。
再重申一下，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两个国家能够携手共同合作，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政治家有责任促进双方的携手和合作。
《财经》：你已经多次提到过中日两国的经济地位以及合作的重要性。但现实情况是，中日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均呈下降趋势，在国际经济事务上的合作也不顺畅。双方经济合作的基础在哪里？
福田康夫：的确经济界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家们意见不合的时候，经济界也会犹豫他们是否可以自由地进行经济交流活动。
投资额持续下降是事实，对此我们需要严肃对待。投资是双向的事情，除了有进行投资的意愿，也需要接收方的配合。日本对中国投资，或者是中国对日本投资，都需要双方有土壤。
日本需要对修宪作出更充分解释
《财经》：目前阻碍中日关系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日本的道路选择。安倍政府上台以来的许多做法，例如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增加防务开支等举措，在中国看来都是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
福田康夫：这是日本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应该因为这些举措，而给外界造成日本希望改变战后70年以来和平发展道路的印象。日本这70年来一直坚持和平主义，持续走和平道路，为了不被认为军事大国，在防卫方面的预算规模非常小，尽量不装备对他国具有攻击性的武器，此外日本也没有核武器和航空母舰。从这些方面都能看出，日本不可能快速成为对外具有攻击性的国家。
虽然安倍政府改变了宪法第九条的宪法解释，但并没有改变宪法第九条的根本，即日本作为坚持和平主义的和平国家的方针是坚决不变的。现在的宪法第九条对于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有限制的，这是宪法第九条的缺陷。今后为了扩大日本参与维护和平活动的范围，也需要对此有一定的改进。这是大家的共识。
《财经》：尽管日本做出了诸多解释，但这些行为仍然引起中国、韩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忧虑，并且对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进一步造成阴影。
福田康夫：如果给周边国家带来这种忧虑的话，说明日本对此的解释还不够充分。日本还需要让周边国家了解这并不是值得担忧的趋势。从这方面看，也有必要尽快实现中日的首脑会谈。
前段时间召开的北京-东京论坛的调查结果表明，中日两国有70％－80％的国民对对方国民都持负面印象，这是非常异常的。双方都将彼此视为威胁，显然无助于双方的沟通，对此双方领导人应负起责任。如果在11月的APEC会议期间或其他机会，中日两国领导人能够热情握手、微笑合影，相信两国的国民都会感觉放心很多。
《财经》：你在担任首相时的外交理念提倡坚持日美同盟、国际协调，同时积极推进亚洲外交。现在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你认为坚固的日美同盟和良好的中日关系，是可以共存的吗？
福田康夫：可以。为此也希望中美关系保持良好的状态，美国是经济强国，在安全保障的能力上也是世界第一，这种状态估计在长时间内也不会改变。
《财经》：在你任内，中日确定了战略互惠关系，相互之间的信任达到高点。但自此以后，信任在中日之间是缺失的。你认为双方缺乏政治互信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建立互信？
福田康夫：两个国家其实就像夫妻关系一样，要想关系和睦，就需要保持沟通，多交谈，有时也需要进行让步。只有多考虑对方的立场，才能维持良好的关系。
再强调一下，中国和日本作为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强国，不应该只考虑两个国家自身，而是要对世界上更多的国家负起责任，如果中日能够携手合作，将可以对世界诸多国家和国际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不希望中国给周边国家带来压迫感
《财经》：你在最近演讲中提到过中国的隐患，具体来说是怎样的隐患？你的担忧是否是日本政界、舆论界的主流？
福田康夫：这十年来中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也被看作是G2，中国人对这样的经济强国地位非常自豪。这是一件好事情。但对于发展如此之快的中国，国际社会是如何看待的，这是需要中国考虑的。
日本也经历过急速经济成长的阶段，例如20世纪初和20世纪80年代等。
20世纪初时的大发展让日本充满了自信，正是由于这种过于自信，也可以说是自满，日本做出了不得当的事情，给中国造成了很多伤害；国际社会也对此进行了反击。第二次的失败，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成长期，日本企业凭借非常充足的资金，对欧美的企业和房地产资产进行了大规模收购和投资，这种行为也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指责。
高速的成长总会引人注目，如果做法有不当之处，则会被视为威胁，其结果是受到国际社会排斥，反过来阻碍本来应有的发展。这可以说是日本的一个失败经验。我希望现在走在经济增长快车道上的中国能够吸取日本的教训。
《财经》：你提及中国需要重视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具体来说日本是如何看待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
福田康夫：日本希望经济急速发展的中国不会给周边国家带来压迫感，不会让他们感到威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取决于如何良好处理和国际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