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日建交45周年之际几乎所有计划的庆祝活动全部取消，各方面交流几近停滞，两国关系跌入恢复邦交以来最低点。进入2014年，中国与日本的商界、多位前政要以及外交人士开始进行互动，冰冷的气氛有了缓慢回暖的迹象。最终，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借中国主办APEC之机实现了会面，止住了中日关系继续的下滑。
最高领导人实现会谈至少为低级别的会谈铺平了道路，副总理级别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有望重启，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也将在年内召开。
然而，领导人会面难以短期减弱中日关系的脆弱性，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防止导致事态再恶化的新事件发生，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编前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5分钟的会谈中，安倍提起了10月份曾在东京观看的一出中国舞剧《朱》，闻此，习近平略有笑意。
安倍所指的，是10月7日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日本民主音乐协会主办的《朱》在日本的首场演出，安倍与夫人前往观看，并与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进行了简短交流。
一次有心的交流活动，让两年多未举行的领导人会谈的气氛轻松了一些。与会人员所回忆的这一幕，正体现了大半年来中日关系的累积过程：不断有接触，最终量变促成质变。
11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之后在会见记者时称，“这是迈向日中关系改善迈出的一大步。”
2013年，中日建交45周年之际几乎所有计划的庆祝活动全部取消，各方面交流几近停滞，两国关系跌入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进入2014年，中国与日本的商界、多位前政要以及外交人士开始进行互动，冰冷的气氛有了缓慢回暖的迹象，日本开始抛出希望日中领导人尽快进行会面的信号。9月30日，安倍在国会演讲时提及“中日友好”，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使用这个字眼。
临近APEC召开，与安倍关系密切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于11月7日达成中日关系四点共识，次日中日两国外交部长会面，最终领导人会谈实现。
据日本方面的消息人士透露，直到会谈前一天双方仍在协商，10日当天才最终确定下来。
不过，两国领导人在对外发布的照片中表情严肃，中日关系远还没到拨开云雾见月明的阶段；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佐藤地也不断对记者强调：“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只是开始，不是结束，需要双方发展。”
自2012年12月第二次上任以来，安倍在访问49个国家之后来到中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8年前，当安倍首次就任首相，他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那次访问中，中日确定了战略互惠关系。战略互惠关系在首脑会谈后被安倍称为“中日关系的原点”，但八年一瞬，中日关系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中日关系处于低点的根源在于以往对历史、领土问题的相互理解和默契被打破，而这是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基础，因此也可以说中日的政治基础很薄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 的卢昊对《财经》记者表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10月公布的《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报告研判，“中日关系难以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获得根本改善；当前的努力重点应该是防止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借中国主办APEC之机实现了会面，止住中日关系继续下滑：最高领导人实现会谈至少为低级别的会谈铺平了道路，包括副总理级别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有望重启，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也计划于年内召开。
最迫切的议题：防止擦枪走火
在11月7日所达成的中日关系四点共识，和习近平与安倍晋三会面后所传达出的信息中，有一个共同的、也是唯一一项具体的措施，即中日同意建立危机管控机制。
安倍晋三在11月11日的记者会上进一步明确，中日双方同意推进海上联络机制的建立。
佐藤地也在当天向《财经》记者确认，双方将首先从建立国防部门之间的热线联络开始，尤其是处在第一线的双方部门的热线，希望达成的效果是当一方察觉到无法解释的问题，可以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该方可提供解释，减少误解，以及导致误判的行动。该外交官强调：“分享信息，建立信任，这可以成为好开端的好开端”。
“建立热线是最基础，但又是最重要的危机管控措施之一”，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评价。
海上联络机制通常包括两个海军指挥部门之间，设置在双方舰队舰长之间的热线也是非常关键的“刹车机制”，虽然舰长授权权限不一定足够，但他们的对话对一线船只间避免发生误解、误判以及情绪化对立至关重要。
海上联络机制需要包括的细节有：执法机关之间有关使用语言、频率等的通讯要领，以及事故发生时双方相互通报、联络的要领等。
2013年12月5日，美国海军“考本斯”号导弹巡洋舰在南海与辽宁号舰队编队相遇并发生对峙，当时就是由辽宁号舰长与美舰舰长直接进行了无线电通联，避免了两舰的进一步行动。
中日紧张对峙的领域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在有争议的钓鱼岛海域，目前双方都频繁有公务船只进入，在缺乏有效危机管控的情况下，可能会形成如下风险链条：公务船只的冲撞造成船毁人亡，双方反应升级派遣军舰执法，形成直接的军事对峙；军舰发生碰撞导致小规模军事冲突，继而演变成一场地区海空军事冲突。
另外一块紧绷区域是自中国2013年11月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中日防空识别区存在高度重叠的区域，紧张情况反应为双方军机的异常接近。
相比海上，空中的危机管控更加复杂：海上目前处于第一线的是双方的公务船只，而空中直接对峙的都是军方飞机，冲突意味着直接的军事冲突。2013年5月24日和6月11日，中日双方都公布对方飞机与己方“异常接近”，发生区域皆为双方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区域。
另据日本方面的数字，在冷战期间东西方对峙最紧张的时刻，日本自卫队飞机每年紧急升空的次数约为800次－900次，冷战后有所减少，但近期再次恢复了这样的紧急升空频次，据称是为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情报收集活动。而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由于有冷战时期频繁接触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默契。
空中联络机制需要的是一套与海上不同的系统，通常主要涉及是否启用，以及如何使用《国际航空安全法》所规定的国际开放频道，还有空中记录、观察仪器和火控雷达等的使用。
但是，热线的建立也仅仅是一个部分，经常是危机将要发生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更加完整的危机管控措施应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朱锋解释道，应该包括增加透明度、如何能够建立起行为规范、出现碰撞后双方应达成默契先救人还是先形成对峙、如何追责以避免更大的外交危机等等；考虑到中日之间的任何摩擦都有巨大的煽动力，危机管控措施还应包括政府责任，即如何避免单方面炒作，避免夸大事实等做法。
美国与前苏联在冷战对峙期间，就从国家层面建立了涵盖综合措施的规则，1972年5月25日苏美海军间签订了《美苏关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故的协定》，很大程度上让美苏虽在紧张对峙却能免于大规模的冲突。
“这样的行为规范是必要的，但这需要在对问题有共识且有合适的外交和政治环境的前提下，两国才可能坐下来谈。目前来看（中日之间）确实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中日的政府对话只能说刚刚恢复，这需要两国政府、防务部门取得广泛共识，有国内的政治善意，以及舆论、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朱锋表示。
2013年9月23日－24日，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历经两年暂停后重新启动，此时中日之间的大部分政治交流还处在停滞状态。
该次磋商由双方外交部牵头，中方参加部门有国防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国家能源局、国家海洋局、中国海警局、总参谋部等部门，日本内阁官房、文部科学省、水产厅、资源能源厅、国土交通省、海上保安厅、环境省、防卫省等部门分别派人参加。
据新华社报道，双方就东海有关问题及海上合作交换了意见，并原则同意重新启动中日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磋商。双方原则同意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举行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下一轮磋商。朱锋透露，此次磋商还处在双方摆问题的初始阶段，未涉及到具体措施。
正是由于官方渠道受制于诸多政治因素，民间接起了讨论操作细节的接力棒。由朱锋所在的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和日本川和平财团从2013年开始，进行“不争论政治上的对错，只从专业和技术角度去认定危险存在于哪里，以及如何解决”的讨论，分别由中方和日方来自国际安全、国际法和防务领域，数量对等的专家组成。
2013年，该机制的讨论聚焦于海上航行安全。首先谈论双方对问题的认识，从国际法、国内法授权角度来研究双方执法行动的依据何在，“这是避免误解很重要的基础”，朱锋认为这是该机制讨论很成功的一点。
在此基础上，专家组诊断危机仍有发生风险的原因是“中日两国的海上执法机关、军队对对方的行动抱有不信任感，信任关系不牢固所导致”，因此建议应建立互信措施。
双方达成共识认为，互信措施应包括互换信息、人员交流、警备上慎重行事、开通热线，以及理解彼此的法律制度。在警备方面，专家组建议“执法机关一方面要考虑到对违法行为实行取缔时的需要，同时能就有关武器使用（主要是轻武器）的一些限制及取缔时的原则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
此外，日本方面还提出，建立互信措施的内容不能有损于执法机关本来的任务；此外，有鉴于在欧洲和中南美等地区，军事部门之间已有建立互信措施的先例，“有必要再此基础上探讨领海警备执法机关之间的互信措施建立问题”。
2014年该对话机制的议题集中在东海空域危机管控，除了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区域，敌情侦查和军事演习中的尾随跟踪问题也被纳入管控范围内。对话的初步共识是，管控方法可以参考2014年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通过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原则可以适用，但还不仅如此。美苏《海上事故协定》、《芝加哥公约》和其附加议定书也可作为参考，这一公约对何为传递善意的空中飞行姿态、线路的选择等机体语言都有表述。
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既有解燃眉之急的短期必要性，长期对中日关系的企稳也是必不可少。此轮中日关系交恶，就可追溯到2010年中国渔船船长被日方逮捕。“危机管控之于今天的中日关系，是重中之重”，朱锋表示。
脆弱的回暖
在一些研究看来，比之于中国与美国需要避免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将发生冲突的历史陷阱，中国与日本在亚洲冲突的风险更甚——导致大国冲突的所有要素几乎都能在中日关系中找到：大国权力方面，中国崛起引起了地区权力格局的变更、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形成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助燃剂，国民认同的对立、安全困境、经济上的竞争、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与相互猜测——中日关系具有巨大的脆弱性。
在领导人会谈中就提到了中日关系对于亚洲地区稳定和繁荣的责任。
中日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最为显性的表现就是双方在有争议海域和空域的对峙。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表示，“东亚这个地区还没有被认为存在正式的冲突，但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对东亚出现冲突的潜在风险感到担忧”。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ss）在谈及亚洲局势时，也首先提出了对中日关系紧张的担忧。
在中日领导人实现会面以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表态欢迎中日关系四点共识的达成，表示中日两国改善关系有利于缓解紧张局势，不仅对两国有益，而且对整个地区有益。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日双方长期交恶使得地区内国家不得不选择“挑边站”，中国不愿因为与日本单方面的关系消耗过多外交资源。复旦大学的报告就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日本在地区影响力和领导力方面的竞争加剧。
安倍在第二次当选首相后将东盟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东盟是他上任后首个出访地，他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访遍了东盟十国。去年12月，安倍在东京举行了日本与东盟首脑的特别会议，希望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安倍在会上承诺日本将在5年时间里向东盟提供2万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支持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缩小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中国和东南亚近年来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刺激日本更加重视东南亚。
11月12日，安倍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出席日本和东盟领导人会议时表示，日本将加大对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在与缅甸总统吴登盛会谈期间，安倍表示日方将向缅甸提供总额达260亿日元的贷款，以支援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则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利用今年APEC的机会，宣布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同时还宣布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
中日双方最终促成两国领导人的会面，表现出止住中日关系继续下滑的意愿。不过中日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想要回暖困难非常，在找到新的利益点和平衡点之前，低水平的中日关系恐怕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卢昊一语指出核心问题：中日关系处于低点的根源在于中日之间对历史、领土问题的相互理解和默契被打破，而这正是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政治基础。
此次中日关系四点共识也专门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
实际上这样谨慎起草的文字给双方都留下解释的空间，既表现了中日之间希望关系有所改善的政治意愿，但也显示了双方在领土和历史两个核心问题上立场分歧之大。中日关系学者普遍对此谨慎乐观，是否能认真对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将要如何落实，还需观察。
想要重建对领土和历史两个核心问题的默契，无疑需要两国的政治互信，但从2010年撞船事件再到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中日之间的政治互信已经几乎被消耗殆尽。在两国GDP位置排名互换、双方民众各自对对方不持好感的情况下，政治互信必将难以在短期内建立。
此外，中日之间还表现出对安全的相互忧虑，一方面是中国崛起给日本带来不适感，日本对自己的未来有危机感；另一方面，日本的新安保框架表现出以中国为假想敌，尤其在国际社会上宣传中国的威胁；
更深远的问题是，双方对于未来的定位不同。“现在双方均提出中日关系应回归原点，但双方的原点不同，中国认为应‘追根溯源’，坚持邦交正常化以来全部四份政治文件的精神；日本则将原点限定在2008年双方的战略互惠关系，而否认前三份政治文件的价值，但实际上，现在日方是只谈‘互惠’而不谈‘战略’的。一个希望尽可能保持中日关系的历史承接性和运行高度，尊重历史经验；一个从具体的现实利益和功利主义思维出发，强调所谓‘新形势’和‘新思维’，这也使得双方难以相向而行”。卢昊分析。
经济交往的微妙变化
受到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曾经被描述为“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陷入了“政冷经冷”的状态。自2013年以来，表现为贸易和投资的双双下降。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以美元计价的中日贸易额同比减少了6.5％，降至3119亿美元，连续2年出现下滑。
但是中日经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中国提供资源、原材料和组装，日本提供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日本方面2010年的数字显示，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原材料、机械类、精密仪器等占同类型产品进口的20％左右，国别份额第一；而中间产品在日本对华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60％。
由此可见，中日之间经济遇阻，没有哪个国家会拥有绝对优势，或遭到绝对损害，日本仍需要中国的原材料，日本技术和零部件的缺失对中国自主品牌影响也很大。
更为明显的变化发生于投资领域。自2013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出现大幅下滑。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日本对华投资33.9亿美元，同比下降43％。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情降低不仅体现在数字中。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去年进行的2013年度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显示，此前对日本企业海外投资一直最有吸引力的中国现在已经降到第四位。
“从连续多年的首位退居到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之后，这意味着今后日企对华投资的意愿有所降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徐梅对《财经》记者说。
她的长期分析跟踪显示，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因素诸多，政治关系是其中之一。两国之间政治关系良好，通常会促进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反之则会带来负面影响。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陷入低谷，不免使中日经贸合作环境恶化，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心存疑虑。
2012年，日本对华投资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74亿美元，同比增长16.3％。正是在这一年，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低谷。2013年，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争端处于僵持状态。同年，日本对华投资为70.6亿美元，同比减少4％。
今年近半的下滑，主要是投资的滞后性所致。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冈本严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日本对华投资的意向反映在数字上具有一两年的滞后性，投资行为不会立即就表现为投资额的出现，而是要经历大概一两年的准备期间，投资双方要进行足够的交流。
“两年多前，有关中日之间的不和谐声音，以及在中国的反日游行，这些活动影响了日企在华投资的意愿，作为数字表现出来是在今年。”冈本严说。
冈本严在9月下旬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当时和他一起随行的还有另外200多名来自日本企业界的代表。日中经济协会从40年前开始每年都派代表团访华，今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应该改善当下停滞不前的中日经济，中日应该朝着加强经济上更广泛交流的方向共同努力。”冈本严说。
在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接见了日本代表团成员。冈本严透露，汪洋就改善今后日中经济关系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即将在中国举行节能环保论坛，另一个则是重开中日副总理级别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他特别强调，汪洋会见日方代表团的时间超过了一个半小时。“这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一般这种会见只是一个小时左右。”
回到东京之后，日中经济协会立即就这次访问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经济产业大臣进行了汇报。
尽管看到了改善日中经济关系的积极迹象，但在下一阶段日本对华投资减少或许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劳务费的增长，还有人民币升值等原因，日本企业出于纯粹的商业判断，在经过比较之后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更适合他们投资。”冈本严表示。
日本外务省中国蒙古第二课首席事务官伊藤直人估计，按照目前的趋势，日本对华投资今年很可能会比去年减少三四成。中国蒙古第二课是日本外务省负责日中经济关系的部门，在2012年升格之前为“日中经济室”。
伊藤直人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不能简单概括为政治因素，很大程度上是更基本的经济因素使然：随着人均GDP增长，工资增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有所下降；中国国内经济也面临放缓的现状。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劳动力价格上涨是在华日资企业面临的最大成本压力。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在华企业过去四年平均劳动力成本支出增加了60％，超过泰国和马来西亚，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劳动力成本最高的一个国家。
“但日本企业加速对东盟进行产业转移和投资，并不意味着日企会大规模从中国撤资或不再重视中国市场。”徐梅说。
与此同时，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以往是大中型工业性投资居多，最近服务行业的比例在提高，服务行业的投资额通常比工业投资要少。
另一个原因在于，对于已经在中国经营多年的日本企业来说，它们不需要从日本进行再投资，而是直接用在中国获得的营收进行投资，这部分并不列入FDI中。目前，在华日本企业有2.3万家，在日企工作的员工达到1000万人。
“今后可能会增加的投资主要会在服务业，在日本有优势的领域，例如环保、养老，零售业等。”伊藤直人预期。
过去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以机械、电子及其零部件等制造业为主，并带动了日本相关设备、原材料等对华出口和对日返销。鉴于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经济转型、城镇化的发展、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等因素，日本在对华高端制造以及金融、零售、医疗、教育等服务领域的投资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徐梅说。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日企对在华开展事业持积极态度，对于中国作为市场的潜力更为看重，显示出中国从工厂到市场的地位转变。
此外，中国的地方政府也仍有较强吸收来自日本投资的意愿。由于经济增长前景不明，以及对外资在中国投资环境的担忧，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投资增速缓慢。从今年以来，就有广东、四川等省级地方代表团访问日本，寻求合作机会。
冈本严认为，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广泛长期的投资，包括政府的援助和民间的投资。“直到现在，日本仍然可以说是对华投资的主要大国。”冈本严说。经历过多年合作，中日企业和员工之间都建立了信赖关系，正是这种互相信赖会成为今后日本和中国继续发展经济关系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