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被俄国作家普希金称为茨冈人，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称为波希米亚人，在西班牙以弗拉明戈舞而闻名，中国人和英国人习惯称为吉普赛人的流浪民族，现在通称罗姆人。

爱尔兰作家科伦·麦凯恩出生于都柏林，定居纽约，除了曾经骑自行车横跨美国外，其余经历与多数人一样安稳固定，却在笔下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漂泊者、“行走者”。这些人从一个国家漂泊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渴望流浪和越界，不愿停留在某个安稳的地方。《佐利姑娘》中的罗姆民族就是这一群像的代表。

麦凯恩把自己安稳的童年称为作家可能有的最坏的童年，并且称生活在如今这个国际性流动的时代是一种幸运。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的迁徙之中，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移民迁徙的历史。麦凯恩对漂泊的想象最终帮助他超越固化的环境，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就。

远方和流浪存在于绝大多数人心底，而麦凯恩笔下的罗姆人最吸引人的，是在拒绝束缚时那种不顾一切的彻底和顽强。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拒绝任何功利的考虑，这让他们的选择有如一首诗，《佐利姑娘》也因此成为罗姆人的灵魂之歌，浪漫、绚烂，发人深省。

在梅里美著名的《卡门》之后，《佐利姑娘》之所以还能牵动人心，是因为麦凯恩写出了罗姆民族当下的困境。全球化用文明的旗帜同化着一个又一个民族，在城市化和集体化的大潮下，一些罗姆人也定居了下来，而这在过去则被大多数罗姆人不齿。不过，定居并没有给罗姆人带来多少全球化许诺的好处，大多数罗姆人仍然被排挤到社会的底层，职业卑微，居住肮脏简陋。

从古至今，人类都在努力把自己认为正确或优秀的东西加在别人的头上，并且坚信自己在推动世界的进步。但是在地球上偏偏有一个族群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落后、肮脏、愚昧，并且用流浪来逃避所有帮助他们进入文明社会的努力，这让很多欧洲人感到恼怒。麦凯恩的《佐利姑娘》正是从一次善意的“帮助”开始，一步步描绘了这种“帮助”给罗姆人带来的变化。

女主人公佐利不但能歌善吟，而且不同于大多数罗姆女性，她是罗姆人中的“诗人”。英国人斯旺正是出于保存和传播罗姆文化的目的录制和出版佐利的诗歌，把她带入朗诵、报告、开会这些文明社会的活动之中，让佐利成了名人，也使罗姆人被捷克政府和非罗姆人接纳。他们被唤为同志，并被邀请在文化机构里创建自己的分会。

但是伴随着接纳而来的是非罗姆人希望帮助罗姆人定居下来。对于这种“好意”佐利问了斯旺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为什么老有些人要规定别人怎么过最好？”这句话问出了当今民族关系问题的要害：民族压迫已经很少出自政治霸权的恶意，但是，把自己的价值视为普适价值，以进步的名义强迫持不同观点的人或群体接受，即便在物质上给了对方足够的补偿，这同样是一种压迫。由于罗姆人顽固地拒绝定居，捷克政府开始强制烧毁大篷车，这使那些不愿意定居的罗姆人成了逃犯。

这种压迫比政治压迫更可怕的是，实施压迫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给对方造成的伤害，反而坚信一切改造都是为了对方好；实施这种改造的人更不会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可能出自对潜在威胁的恐惧，所谓为别人好其实是为了让自己不必面对不同立场的挑战。

因为“帮助”本质上不是出自尊重，而是出自自己的需要，因此斯旺在佐利要他放弃出版自己作品时一意孤行，结果导致佐利被罗姆族群驱逐，走上了漫长艰辛的流亡之路。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佐利之后对斯旺只有恨，即便在饥寒交迫时也努力逃离斯旺。而且更有趣的是，40多年后两人重逢，斯旺最惦记的不是佐利的遭际，而是那块被佐利偷走的家传手表。对此麦凯恩一针见血地指出，斯旺固执地坚信的其实是自己那些繁炽虚浮。

在麦凯恩看来，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走向对方，而不是强迫对方走向自己。佐利最后的丈夫恩里科就是一个为追求漂泊生活而从有权有势的家族中逃出来的非罗姆人。正因为佐利和恩里科是相互走向对方，所以他们的爱即便在恩里科去世之后也绵绵不绝。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