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影视进来了，人们看得如痴如狂。好像最知名的是高仓健，其他演员都是以角色出名，如《追捕》的横路敬二、《血疑》的大岛茂。

不过，我不喜欢大岛茂这种人物，闷头闷脑，一句话的事，可他就是不说。高仓健也酷在不多话，一脸严峻。凡事不作声地扛着，一旦露峥嵘，挨打的都是多话的人。

日本土著的神道没有开祖，没有教义。山川草木，神无所不在，有800万之多，自然是“祭神如神在”。佛教有浩繁的经卷，甚至要辩经，而神道没什么内容就只好沉默。《万叶集》里有一句和歌：苇原瑞穗国，谨遵神意不作声。俳句简直是一种不辩的艺术，好像刚张嘴，就被人断喝。

日本还叫“倭”的时候遣使朝拜，还带来几十个和尚学佛法，但国书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连个国名都没有，令隋炀帝不悦。莫非为远征高句丽布局，第二年我们的暴君还是派裴清出使日本。这位文林郎见到了倭王，也见了一些大小官员，那时日本人给中国人的印象是“人颇恬静，罕争讼，少盗贼”。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唯西方马首是瞻，欧洲人或美国人说他们啥样就啥样，其实，最能论明白他们德行的是中国人。20世纪法学家川岛武宜还说：西方人动不动法庭上见，在日本人看来是怪人、爱争吵。避忌对簿公堂的态度深深积淀在日本人心底。传统意识里权利、义务都若有若无，不喜欢把这些玩艺儿弄得很明确，可丁可卯的。

村上春树的小说《没有颜色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写得很无聊，整个故事就是由日本人凡事不说清的性格引起的。四个大学生的姓里都带表示颜色的字，青红皂白。他们什么也不说就跟姓里不带颜色的主人公绝交，弄得他直想寻短见。过了16年，主人公回老家去问个究竟，这就是他的巡礼。

日本人打俄国、打美国都是不宣而战。时常在电视上看见答记者问，美国人潇洒，中国人做作，而日本人无精打采。日本人不擅长演说、辩论。最大出版社讲谈社创业之初叫大日本雄辩会，从雄辩变成讲谈（评书），似乎也说明日本人终究不能雄辩。

沉默不语未必是谦让，日本有个词：“默杀”，用沉默杀人。有一段默杀的公案：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军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首脑们指望苏联斡旋，但军部为振作士气，逼首相表态。于是，首相对记者说：本政府不认为这个宣言有多么重大的价值，只须予以“默杀”，断然把战争进行到底。

电波传遍世界，美军立马出动两千架飞机轰炸日本各地，8月6日往广岛丢下原子弹。有人说译者把“默杀”这个词翻译错了，害苦了日本。还有人说，美国任意把“默杀”曲解为拒绝，为投放原子弹辩解。但言犹在耳，日本首相明确表示了不予理睬，继续打下去，哪里怪得了别人。

相比之下，中国人好辩。你说他一句，他有十句等着你。俗话说，祸从口出。今人爱说禅，禅宗有《百丈清规》，其一，“是非以不辩为解脱”。在中国也著名的谷崎润一郎曾比较日本人与中国人，写道：

“国语和国民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日语的语汇贫乏未必意味我们的文化比西方或中国差，反倒不如说证明我们的国民性是不多话。我们日本人能打仗，但是一到了外交谈判，因为讷于辩，总是不如人。”

据谷崎润一郎观察，在国联会议上，日本外交官屡屡被中国外交官驳倒；即便有十二分正当理由，但各国代表被中国人的伶牙俐齿迷惑，对他们同情。他进而感慨，自古中国或西方有以雄辩闻名的伟人，但日本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相反，日本从过去就有轻蔑能言善辩之徒的风气。“实际上，第一流人物多沉默寡言，一旦变成雄辩家，往往就沦为二流三流。所以我们不像中国人、西方人那么依赖语言的力量，不相信口才的效果。”

国联会议指的是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国联理事会以13票比1票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兵。日本舆论大哗，归罪于大使的外语说得太不行。谷崎不愧为文豪，在一本讲写作经验的著述中随手拈来了时事，搂草打兔子，用“讷于辩”的国民性诡辩日本的侵略。对这种强词夺理，也不必再言。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