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4日，前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学术界一直没有中断过研究。随着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利用，在匈牙利事件50周年之际，美国东欧史专家查尔斯·加蒂推出新作《幻灭: 莫斯科、华盛顿、布达佩斯和1956年匈牙利起义》，考察了苏、美两国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

按照加蒂的分析，当时英法正与埃及交战，美国也在总统竞选，华盛顿的表态只是充满空洞承诺的官方声明。他从而认为，如果美国不是“消极旁观”，而是发挥“积极影响”，或许匈牙利事件不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加蒂引述美国学者李普曼1956年7月的话：“东欧的运动能否发展到与俄罗斯无法和解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为了和平与自由——免于专制与无政府的自由——我们必须指望卫星国的起义暂且按照铁托主义的模式稳定下来。”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私下对哥穆尔卡的评价显然更积极。1956年8月，波兰也发生了街头骚乱，但出于现实主义与合作共存的考虑，波兰人选择了克制和折中，并支持波共领袖哥穆尔卡，这使得苏联最终没有采取干预行动。

按照加蒂的看法，赫鲁晓夫最初也打算与纳吉政府妥协，但后来他发现，匈牙利不打算成为另一个波兰。对克里姆林宫来说，真正的威胁不是经济自由化，不是放宽审查制，甚至不是宣布中立，而是放弃一党制，就连反斯大林主义的南斯拉夫铁托政权也承认，纳吉树立了一个危险的榜样。而西方国家同样不希望匈牙利照这样发展下去，从而破坏与苏联集团的缓和。

不过，加蒂的这一结论很快就遭到许多东欧学者的批评，并引发了如何界定“成功”抑或“失败”的一场争论。拿波兰的米奇尼克来说，当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时，他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加蒂的著作使他回忆起在波兰街头，许多人排队为受伤的匈牙利人献血。那以后，他开始大量阅读匈牙利作家的文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他的朋友，如乔治·康拉德、雅诺斯·基什。对于匈牙利和波兰后来的历史进程，他的看法与加蒂有所不同。

1989年6月，匈牙利政府为纳吉举行隆重的葬礼，其时正在匈牙利的加蒂写道：“广场上的气氛令人鼓舞，甚至令人激动。曾经为生活在‘苏联集中营中最好兵营’而自豪的人民，欣赏半专制的卡达尔政权赐予的贫乏自由的人民，突然恢复了长期压抑的有关1956年真正自由的记忆。”米奇尼克当时也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上，他感慨万分地想到，就像所有革命一样，匈牙利革命也有两副面孔：欢乐的面孔与黑暗的面孔。欢乐是由于短暂的自由与真相。黑暗是由于其中表现出的仇恨与残酷。

米奇尼克认为，哥穆尔卡的确避免了苏联的武装干预，为此他值得表扬，但同时这也导致了“爬行的专制主义”，阻碍了政治、宗教、文化和科学自由，造成哥穆尔卡掌权14年沉闷的稳定。一个可悲的悖论是，到了1968年，卡达尔的匈牙利要比波兰自由得多，“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匈牙利革命的结果）要比哥穆尔卡政权（波兰八月事件的结果）更加合乎人道。只要不公开反对一党专政，卡达尔政权就不再要求人们一定信仰官方意识形态。

这一点证明，没有任何成功是最后的结果，也没有任何失败是永远的。失败也许会成为理智之母，而成功则可能会养成精神懒惰与顺服。匈牙利革命的流血记忆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采取了节制。在波兰和匈牙利，节制既导致了理智的勇气，也导致了非理智的怯懦。

米奇尼克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愿做“链条上的一环”， 匈牙利记忆给他们提供了双重教训：首先，抵抗是可能的，一个用谎言和压迫捍卫自身的制度，必须用真相和非暴力来抵抗；其次，变化是可能的，但只要苏联帝国存在，就只能争取有限的变化。因此，那个时代的真相并不只限于档案材料中的各国政策，还有人心的情感史，或者说“历史幻觉”。那就是，乌托邦神话的破灭和一种新的信念的产生。

用波兰的传统来说，这需要“清醒的热情”。清醒的理想主义者遵循一个原则：不屈服于绝望。米奇尼克就是这样的人，他明白自由得靠自己争取，他也意识到，民主不仅是自由选举，也是价值与方法之间的永恒对话。它也是有关历史真实和寻求真实的自由价值的永恒争论。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