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记忆

本文来源于 2014-12-15 14: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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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米奇尼克就是这样的人,他明白自由得靠自己争取,同时他也意识到,民主不仅是自由选举,也是价值与方法之间的永恒对话

文 景凯旋 | 编辑 yanqi

1956年11月4日,前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学术界一直没有中断过研究。随着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利用,在匈牙利事件50周年之际,美国东欧史专家查尔斯·加蒂推出新作《幻灭: 莫斯科、华盛顿、布达佩斯和1956年匈牙利起义》,考察了苏、美两国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

按照加蒂的分析,当时英法正与埃及交战,美国也在总统竞选,华盛顿的表态只是充满空洞承诺的官方声明。他从而认为,如果美国不是“消极旁观”,而是发挥“积极影响”,或许匈牙利事件不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加蒂引述美国学者李普曼1956年7月的话:“东欧的运动能否发展到与俄罗斯无法和解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为了和平与自由——免于专制与无政府的自由——我们必须指望卫星国的起义暂且按照铁托主义的模式稳定下来。”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私下对哥穆尔卡的评价显然更积极。1956年8月,波兰也发生了街头骚乱,但出于现实主义与合作共存的考虑,波兰人选择了克制和折中,并支持波共领袖哥穆尔卡,这使得苏联最终没有采取干预行动。

按照加蒂的看法,赫鲁晓夫最初也打算与纳吉政府妥协,但后来他发现,匈牙利不打算成为另一个波兰。对克里姆林宫来说,真正的威胁不是经济自由化,不是放宽审查制,甚至不是宣布中立,而是放弃一党制,就连反斯大林主义的南斯拉夫铁托政权也承认,纳吉树立了一个危险的榜样。而西方国家同样不希望匈牙利照这样发展下去,从而破坏与苏联集团的缓和。

不过,加蒂的这一结论很快就遭到许多东欧学者的批评,并引发了如何界定“成功”抑或“失败”的一场争论。拿波兰的米奇尼克来说,当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时,他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加蒂的著作使他回忆起在波兰街头,许多人排队为受伤的匈牙利人献血。那以后,他开始大量阅读匈牙利作家的文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他的朋友,如乔治·康拉德、雅诺斯·基什。对于匈牙利和波兰后来的历史进程,他的看法与加蒂有所不同。

1989年6月,匈牙利政府为纳吉举行隆重的葬礼,其时正在匈牙利的加蒂写道:“广场上的气氛令人鼓舞,甚至令人激动。曾经为生活在‘苏联集中营中最好兵营’而自豪的人民,欣赏半专制的卡达尔政权赐予的贫乏自由的人民,突然恢复了长期压抑的有关1956年真正自由的记忆。”米奇尼克当时也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上,他感慨万分地想到,就像所有革命一样,匈牙利革命也有两副面孔:欢乐的面孔与黑暗的面孔。欢乐是由于短暂的自由与真相。黑暗是由于其中表现出的仇恨与残酷。

米奇尼克认为,哥穆尔卡的确避免了苏联的武装干预,为此他值得表扬,但同时这也导致了“爬行的专制主义”,阻碍了政治、宗教、文化和科学自由,造成哥穆尔卡掌权14年沉闷的稳定。一个可悲的悖论是,到了1968年,卡达尔的匈牙利要比波兰自由得多,“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匈牙利革命的结果)要比哥穆尔卡政权(波兰八月事件的结果)更加合乎人道。只要不公开反对一党专政,卡达尔政权就不再要求人们一定信仰官方意识形态。

这一点证明,没有任何成功是最后的结果,也没有任何失败是永远的。失败也许会成为理智之母,而成功则可能会养成精神懒惰与顺服。匈牙利革命的流血记忆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采取了节制。在波兰和匈牙利,节制既导致了理智的勇气,也导致了非理智的怯懦。

米奇尼克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愿做“链条上的一环”, 匈牙利记忆给他们提供了双重教训:首先,抵抗是可能的,一个用谎言和压迫捍卫自身的制度,必须用真相和非暴力来抵抗;其次,变化是可能的,但只要苏联帝国存在,就只能争取有限的变化。因此,那个时代的真相并不只限于档案材料中的各国政策,还有人心的情感史,或者说“历史幻觉”。那就是,乌托邦神话的破灭和一种新的信念的产生。

用波兰的传统来说,这需要“清醒的热情”。清醒的理想主义者遵循一个原则:不屈服于绝望。米奇尼克就是这样的人,他明白自由得靠自己争取,他也意识到,民主不仅是自由选举,也是价值与方法之间的永恒对话。它也是有关历史真实和寻求真实的自由价值的永恒争论。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编辑:ya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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