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七岁男女不同席。说是俗话，其实语出《礼记》，但早已深入人心。既然是《礼记》，五经之一，这规矩就属于儒家儒学儒教无疑。

西方文明开化了日本，明治伊始就下令禁止混浴，免得被西方人瞧不起；百年之后的1964年，东京要举办奥运会，又明令“禁止十岁以上男女混浴”。地方自治，对混浴限定不一，京都为6岁以下，北海道等地到11岁，而法律规定女性16岁就可以结婚了。

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有寺庙、神社，似乎哪里也没有儒教。虽然中学的汉文课讲一点《论语》《孟子》，但众多生活在东京的人都不知道东京有一座孔庙，叫汤岛圣堂。看来真就像司马辽太郎所说，日本甚至在律令时代也没有采纳完全的中国体制，按照自己的想法，总之是按照现实的政治体制过来的，所以一次也不曾彻底沉浸在真正意义上的儒教里。真正意义的儒教是普及百姓们的交往方式、严格的亲属序列。这种活生生的东西不曾进到日本来。全都是书本上的，只是读孔子、孟子，并没有成为生活规范、常规或者葬礼的做法、结婚的方式。所以，避免了成为完全的儒教。

司马是历史小说家，虽然有司马史观之谓，毕竟是小说家言，不过，他的这个说法却是有出处的。津田左右吉是史学家，探究日本文化的特质，独创了体系。他主张，儒教始终未进入日本。这岂不是把江户时代那么多儒者的存在、那么多儒籍的刊行一笔抹消了吗？他当然有他的论据，认为日本儒教不过是游离于日本人精神生活的观念性东西，现实生活中从不曾采用儒教思想。

5世纪前后，孔子已死上千年，应神天皇在位，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的人献上《论语》。6世纪末7世纪初，靠“海龟”们从唐朝拿回来的儒教知识，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官位十二阶”等，导入律令制度。用司马辽太郎的话说，律令体制也只是在形式上输入了国家秩序似的东西，未输入内容。唐律规定同姓不婚，但天皇们照样不遵守。圣德太子是用明天皇的次子，父母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用明天皇死后母亲又嫁给圣德太子同父异母的长兄。

儒教重视血统，一般不会收养子，收也要收外甥，毕竟有血缘。手艺人常说传男不传女，宁肯断绝也不传给外姓人。在日本，过继、招婿则很正常，他们更在意家业的存废，技艺的传承。讲谈社是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创始人野间清治死后，病弱的儿子当了20多天社长也故去，清治妻就任第三代社长；后来儿媳妇再婚，上门女婿改姓野间，任第四代社长；他们的女儿又招赘，任第五代社长，讲谈社早已没有了野间血脉，但招牌犹在，仍然是野间家。

儒教讲究孝，我们在影视剧中常看见古代官宦“丁忧”，停职守丧三年，此规矩千年不变。传到日本就改了，奈良时代的“养老令”规定服丧一年，江户时代规定父母之丧，“忌五十日，服十三月”。至于理由，或说是地气使然，或说是因为日本人的肠胃弱，服三年丧可受不了。土佐藩的家宰野中兼山是儒学家，治水、垦荒、殖产都卓有功绩，儒教式葬母，居然被疑为非法宗教组织天主教的信徒，不得不嗷嗷申辩。

日本人家里一般都设有“佛坛”，但供奉的不是佛，而是死者牌位。或许应译作祖龛，但中国祭祀父母及祖先，日本谁都祭，子孙夭折也供在那里，似乎也不好用“祖”字。牌位本来是儒教的东西，宋代被禅宗借用，大约在江户时代中叶完全当佛教之物传入日本。家有丧事不寄贺年片，但事先寄一张明信片通知，不给你拜年了。日本人惯于拿来却并不教条，很有点随意，这么一变通，中国儒教就变成了日本儒教。

日籍美国人唐纳德·金对日本文学深有研究，怕是我们中国人尚无人可比，他认为：如果说日本有道德，那显然是儒教的道德。犯罪率低，是儒教的影响。司马辽太郎反驳，你通过江户文学来考虑（例如近松的戏曲是儒教的），就觉得儒教在日本也达到了庶民世界。司马定义儒教，不是书本的，而是社会体制，儒教真的进来了吗？儒教作为原理养熟过我们吗？作为社会体制的儒教一次也没有，作为伦理纲领的儒教曾有过，但是没当作生活习惯，儒教只是给日本带来了一点点影响。

倘若跟韩国人的生活比照一下，日本确实不大有儒教的样子。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