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富有才干和经验，在国际上享有高度信誉。在她执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足半年之际，新冠肺炎疫情作为2020年非经济类的外生因素，扰乱了全球社会以及经济秩序，全球经济几近停滞。
5月18日上午，在接受《财经》记者的独家视频专访时，格奥尔基耶娃脸上挂着她有标志性的亲和力十足的微笑。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中，曾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世行首席执行官的格奥尔基耶娃，率领基金组织监督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形势，对189个成员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开展健康检查，了解各成员国可能面临的稳定风险，并就可能的政策调整向各国政府提供建议，向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使国际货币体系能够实现促进各国之间货物、服务和资本正常往来，从而维系稳健的经济增长。
此刻，世界经济格局暗流涌动，新冠病毒仍对全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隔离、封锁、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在短期内导致全球经济急剧收缩。而疫情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也将给需求、产业链，以及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带来压力，亦将给未来全球经济发展带来进一步冲击。之前，IMF表示，为了减缓病毒传播而实施的企业关闭和封锁措施将使世界陷入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比预期的要糟糕。格奥尔基耶娃对《财经》记者指出，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萎缩超过3％，2021年全球经济将强劲反弹，全球增长预计达到5.8％。这是基于疫情不会发生第二波大流行的假设，但这里预期的反弹不足以达到危机前的基线，换句话说，基金组织预计2021年经济的复苏只是部分复苏。同时，由于实行有效的财政刺激措施、采取有效措施提振消费者信心、或因数字经济加速使经济更有活力，这些可能性使一些经济体更快速地反弹。
格奥尔基耶娃1953年出生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在大学时她曾写诗、弹吉他，把英国披头士乐队作为最爱，喜欢做饭和跳舞。现在年过六旬，她的精力集中于建立全球危机应对体系，她说：“哪里有苦难，哪里就会出现混乱，并可能蔓延……现在世界很小，我们就像水族馆里的鱼。”IMF为她提供了新的巨大平台，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则为她提供了应对危机的实战机会。
举目四望，截至2020年5月29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新冠病例已超过583万例，死亡病例达36万例，美国确诊病例升至172万例，死亡病例已超10万例，俄罗斯、巴西、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54万例。美自3月以来失业总人数接近3900万，近两个月的总数大致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初请失业金人数。多国渴望尽早控制疫情，实现有序复工复产。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合作抗击疫情受到挑战，这也是格奥尔基耶娃面临的时代难题。
不过格奥尔基耶娃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如果政治舞台上有更多女性站在第一排，那么冲突将更容易化解。在她的努力下，她拥有比前任IMF掌舵者更大的金融资源动用杠杆——IMF的借贷能力达到空前的1万亿美元。至于约束IMF的最大股东美国，有媒体报道说，格奥尔基耶娃以电话、登门拜访等各种形式来说服美国国会同意支持多边合作，她说：“在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之际，寻求合作非常重要。”
无人幸免的危机
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危机与其他危机截然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比大萧条以来世界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更为影响深远，它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财经》：全球处在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危机中，你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必日无暇晷。
格奥尔基耶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昼夜不停地努力，我们有189个成员国，它们正面临着一场真正的、非比寻常的危机。举个例子，我们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提供了56个紧急融资援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上，我们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迅速地响应。
《财经》：提到IMF的贷款能力，目前已有超过100个国家提出寻求紧急贷款和援助，IMF宣布了1万亿美元的救助信贷，现在进展如何？世卫组织表示世界的防御体系仍有许多漏洞，世卫组织的警告对IMF意味着什么？
格奥尔基耶娃：幸运的是基金组织有足够的资源。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IMF的借贷能力提高了4倍，从2500亿美元增至1万亿美元。截至目前，我们仅部署了五分之一的贷款能力。因此，在当前这一危机时刻，基本组织有强大的财务资源和火力来支持我们的成员国。
在紧急融资筹措中，我们强调两个优先事项：一是需要为医生和护士支付薪酬，为卫生医疗体系提供支撑；二是支持最脆弱的民众，为经济最脆弱的部分提供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基金组织向各成员国提供了重要的金融资源，以使它们迅速提高能力来应对危机带来的压力。我们还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在内的国际伙伴紧密合作。合作对确保我们行动协调一致并在危机时刻发挥最大的积极影响至关重要。
《财经》：新冠肺炎疫情已转变成一场经济和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二者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你看来，这两场危机最重要的异同点是什么？哪些异同点让你忧虑？
格奥尔基耶娃：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危机与其他危机截然不同。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比大萧条以来世界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更为影响深远，它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一是世界陷入“大封锁”状态，它对控制新冠病毒疫情来说是必要的，它也意味着要求企业停止生产，阻止消费者进行消费，这些都是有意为之。这在此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其二我称之为“大逆转”（Great Reversal）。今年1月，我们预计2020年基金组织成员国中将有超过160个国家实现人均收入正增长。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颠倒过来：我们预计今年将有超过170个国家出现人均收入负增长。
其三是它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衡量经济危机的深度和持续时间非常困难，很简单，因为我们对大流行病的传播途径知之甚少。这就是为什么基金组织将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与流行病学建模相结合的原因。我们将继续完善所使用的方法，直到对疫苗和治疗方法有更多的了解。
需要明确的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确实很严峻，但目前的危机更加严峻、更复杂且真正是全球意义上的。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以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带动了新兴市场的复苏，它们的复苏进程相对较快；那时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国家数量有限，这次，所有人无一幸免，每个人都身受其害。
我们还要意识到最弱势的群体需要帮助。如同免疫系统弱的人受病毒打击最为沉重一样，较脆弱的经济体受当前经济冲击的影响也最大。支持这些经济体不仅是正确的事情，而且全面消除病毒，不给病毒任何存活之地也至关重要——毕竟在大流行病袭来时，除非邻居平安无事，否则你也不会安全。
中国经济二季度预计正增长
如果复苏动力不足，中国不得不选择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做更多的事。要控制总体财政成本并减轻债务负担
《财经》：同美国和欧洲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不同，中国选择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政策措施，对此你有何评论？
格奥尔基耶娃：中国对疫情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决策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遏制新冠病毒，减轻其对经济的影响，支持经济复苏。我们预期中国的财政刺激规模将是可观的，即使可能低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实施的全面刺激举措，这反映出当前中国负担的债务水平更高，同时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中国自那时以来，已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了大量投资。
我们预测中国在2020年将实现强劲的财政扩张，约占GDP的5％，这包括中国政府宣布的特殊债券发行、补贴和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等措施。此外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政府通过向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降低政策利率及扩大针对受影响部门和中小企业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来提供支持。这些都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支持强劲的信贷增长并增强了财政刺激措施的有效性。总体而言，今年前四个月，流向经济的新信贷流量与去年相比大幅增加了约40％。
当然，如果复苏动力不足，中国政府就不得不选择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做更多的事。比如，中国仍有财政空间来提供额外的支持：包括增加投资以促进绿色增长、改善公共卫生体系、增强社会安全网络，同时避免低效的大规模投资。要控制总体财政成本并减轻债务负担，在危机消退之际，采取具有明确淘汰机制的政策措施也很有帮助。
《财经》：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中国经济一季度GDP降6.8％，二季度及未来的反弹力度能否足够强劲？
格奥尔基耶娃：新冠病毒迫使今年一季度的中国经济突然停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收缩。我们在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从6％降至1.2％的历史低点。但有迹象表明，随着疫情遏制措施的取消，中国经济形势正在扭转。加之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企业的大面积重新开工及员工重返工作岗位，这些使我们觉得中国经济在二季度有希望在一季度的基础上实现强劲反弹。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中国经济二季度同比增长为正。
如上所述，我们希望财政政策能发挥主导作用，增加公共卫生部门的支出被作为重点，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企业和家庭提供支持。货币政策变得更加宽松，以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来稳定金融体系。
当然，重大的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持续不断地流行，新冠病毒可能卷土重来，全球需求则会比当前的预期还要弱。
《财经》：有人声称计划把部分工厂及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出去，这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吗？
格奥尔基耶娃：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是个强有力的提醒。它提醒我们，在互联互通的世界中人们需要团结一致。世界各国政府已采取了非常规的措施来遏制该疾病的蔓延并减少直接经济损失。即使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面向国内，它们也需要加强共同努力，国际合作对于维护稳定和提振信心至关重要。
在这个贸易和投资自由流动、供应链根据全球经济的需求而调整的世界，我们所有人都因此而受益。现如今全球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惠于更开放、稳定、透明和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因担心短缺导致配给和出口限制。所以，边界保持对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开放至关重要，它是确保人们、特别是最弱势群体获得食品供应和关键医疗物资的最佳途径。
但我们需要允许全球供应链继续进行调整，以使所有相关各方受益。举例来说，我们已看到全球价值链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变化，并尽量多样化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价值链中断的风险。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看到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的现象。
随着中国继续其改革议程以平衡经济，实施结构改革以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强竞争力，这些都将增强中国国内经济的弹性，并保持其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该地区有许多国家意识到建立更牢固基本面的重要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投资于抵御风险的能力。在经济繁荣期建立有弹性的经济，就能在危机发生时抵御冲击
《财经》：新兴市场经济体正面临动荡的市场条件，投资者从新兴市场大量撤资，新兴市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资本流出。从突然的经济骤停到本已脆弱的金融体系，如何衡量新兴市场遭受的经济冲击？新兴市场能否抵御全球金融的冲击，全身而退？
格奥尔基耶娃：就资金流动而言，有两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不确定性的加剧引发了国际投资者逃向更安全的地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从新兴市场撤出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是全球金融危机同期资本流出的三倍还多。
二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主要央行的政策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流动性的大幅激增有助于减轻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但也使那些基本面强劲的新兴经济体受益：投资者的信心得以改善，也使这些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以较低收益率发行债券变得更加容易。
与此同时，那些基本面薄弱、尤其是高负债的新兴经济体进入国际市场融资依然非常困难。同样，支持这些脆弱的国家也变得至关重要。我最近与世界银行行长一道呼吁官方双边债权人对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暂停偿债要求。我要指出，中国在帮助这些国家度过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能忘记最贫穷的国家面临更大的压力，它们中的许多国家是大宗商品出口国，而大宗商品价格今年急剧下跌；它们中的许多国家严重依赖海外侨汇，而侨汇下降了20％－30％；它们中的许多国家严重依赖旅游业的收入，而旅游业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部门之一。
各国要集中精力克服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冲击，缓解本国人民的苦难，但与此同时，我们大家都必须继续关注受疫情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
《财经》：是的，新兴市场的经济基本面和政策空间有别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中有强劲基本面的不是很多吧？
格奥尔基耶娃：事实上一些新兴经济体相对强势。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该地区有许多国家意识到建立更牢固基本面的重要性。同样，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投资于抵御风险的能力，建起更为强大的缓冲，创造了更大的财政空间，加强了宏观经济框架。对许多国家来说，过去的危机带来的教训显而易见：在经济繁荣期建立有弹性的经济，这样就能在危机发生时抵御冲击。我非常希望在朝向复苏迈进的过程中，这一教训不会被忘记。
《财经》：很多国家在朝向复苏迈进，“重启经济”提上了日程，这与提高警惕控制疫情是否存在冲突？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
格奥尔基耶娃：非常好的问题。我坚信，保护人的身体健康同时意味着保护经济的健康，拯救生命和挽救生计可以且必须携手并行。这意味着要为负责任的经济重启创造适当的条件，意味着保持灵活性，根据需要随时调整经济重启的过程。中国在这方面领先于很多国家，中国有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首先，卫生体系必须能够容纳需要救治的人；其次，必须进行检测和跟踪以预见感染病例数量任何可能的上升并采取适当措施；第三，必须使用包括保持社交距离、适当的复工策略、重新设计的工作场所以防止病毒卷土重来的微观措施，提高识别疫情复发风险及应对这些风险的能力。
一些国家的政府已在使用这些原则来指导经济的重启。重要的是认识到，在必要时减缓甚至暂时取消经济重启。防止疫情复发绝对是重中之重。
基金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全力支持其成员国。我们的首批举措之一是创建了涵盖193个国家的“政策追踪”，包括政府和央行为应对这场危机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这些措施的落实，以便各国间相互学习。在政策跟踪外，我们又添加了一些重要信息，尤其是各国如何重启及哪些措施是以负责任的方式恢复经济。
《财经》：重启经济需要时间，有些冲击结果可能是永久性的，如何让一切回归正常？
格奥尔基耶娃：我们都认识到危机也是机遇。为保护民众和保护经济我们需要制定前行之路。通过吸取这次危机的教训，公共政策能成为为国家和世界造福的力量。
从中我们学到的教训之一是卫生体系必须强大而有弹性，强大的社会保护系统是应有之义，它对改善个人福祉，保护其参与到经济运行中的能力及加强经济和社会结构至关重要；其次，数字化转型正在加速、尤其在工作场所和学校中。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更好的数字化未来，不仅仅是为少数幸运者和少数富裕国家。这意味着为人们提供更多访问数字服务和数字机遇的机会，以使所有的人都能为自己和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中国在电子支付系统和电子商务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将小企业与市场及消费者联系在一起。我们希望在全世界都同样受惠；第三，当前的危机凸显了进行气候行动的重要性。随着各国向经济复苏迈进，政府加大财政刺激来夯实经济复苏之际，减少碳排放量和增强气候适应至关重要。应考虑扩大对绿色技术、清洁运输和可持续农业的投资。换句话说，通过应对一个危机，我们可以减少未来另一个危机发生的风险。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着与气候相关的各种灾难，现在它正利用其经验来规划一条生态环境友好的道路。
顺应新的全球化现实
很多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在某些情况下为负值。尽管公共债务预计会增加，但那些利率水平低的国家的债务偿还负担应可控制
《财经》：你此前警告称全球经济不太可能在2021年完全复苏。十多年前，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但缓冲了金融危机的全球冲击，还帮发达国家扭转了衰退局面，成为全球需求的驱动之源和持续经济增长的引擎。此次危机后，什么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格奥尔基耶娃：我想详细解释一下对2021年全球经济的预测。
基金组织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强劲反弹，全球增长预计达到5.8％。这是基于疫情不会发生第二波大流行的假设，但这里预期的反弹不足以达到危机前的基线，换句话说，我们预计2021年经济的复苏只是部分复苏。话虽如此，由于实行有效的财政刺激措施、采取有效措施提振消费者信心、或因数字经济加速使经济更有活力，这些可能性使一些经济体更快速地反弹。
至于经济增长的引擎，显然，知识经济将在促进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避免经济伤疤也至关重要。尽管这场危机消耗的人力成本无法估量，但政府正在为包括中小型企业在内的家庭和企业提供生命线。在经济收缩期间企业越努力维持生计，它们与工人及供应商的联系就越多，这反过来可以帮助减少留下经济伤疤的风险，并加速复苏。
好消息是，世界各国政府已采取非常规措施来稳定经济。全球范围内的财政行动措施总额达到约9万亿美元，主要央行都扩大了流动性，在可能的情况下降低利率并提供贷款以保持经济增长。确实，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各国提供的政策对策也前所未有。通过采取正确的措施，携手并进，我们可以摆脱这场危机，变成更具韧性的世界。
《财经》：特殊时期需要特殊行动。创纪录的刺激规模也使资产负债表和赤字暴增至和平时期高点，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
格奥尔基耶娃：当今世界的现实是，很多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在某些情况下为负值，这为采取更广泛的财政行动创造了空间。尽管公共债务预计会增加，但那些利率水平低的国家的债务偿还负担应可控制。另外，考虑到低利率环境，我们敦促各国在当前危机中不要立即采取措施减少债务和赤字，可以等到经济复苏再说。当务之急是确定经济中较为强大的部分，专注于利用这些经济上的优势来支持复苏，使所有人受益。例如，若数字经济证明是赢家，各国需要更广泛地分享数字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财经》：全球性多边机制正面对挑战，基金组织如何在这个颇具挑战的时代为加强国际合作提供平台？各国如何共同努力加快经济复苏？
格奥尔基耶娃：当各国遭受如此巨大的冲击时，民众期望政府把重点放在迫在眉睫的国内挑战，挽救境内人民的生命和生计，这都可以理解。展望未来，相信人们对健康与安全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全球价值链也可能会有调整。
同时，我坚信各国将继续看到全球化的好处。从新思想、新技术的传播到国际贸易在降低成本和增加收入方面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一起努力，世界会更好。
从基金组织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这场危机中看到了重大的国际合作：我们得到了会员国的大力支持，我们的紧急融资请求得到呼应，将基金组织的可用紧急信贷增加了一倍；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员国响应了我们大量增加资金的要求，优惠贷款资金在一个月内增加了三倍；我们要求提供前期赠款，以使最贫穷的国家在未来六个月中能从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中获得债务减免，包括中国在内的会员国再次立即回应。我们现在正寻求将债务减免的期限延长至两年。所有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都希望IMF变得强大。因此以我的经验，世界愿意、并能够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团结在一起。